大概是三年前博士生入学考试复试吧，有老师问某考生：最近在体育人文社会学方面读过什么书｜对它们有何评价？考生回答：“除了导师的论著和文史哲学方面的书，导师不让我们读别的。”

　　我接问：“那你对你导师的研究成果有何评论？”

　　考生答：“我不批评导师，这是我作人的原则。”

　　我又问：“是不能批评、不敢批评？还是不愿批评？”

　　考生：“……”

　　不能批评意味着导师的确水平很高，自己还没有能力批评。意识到这一点会激励你加紧努力，以尽快获取与导师平等对话的能力。

　　不敢批评意味着心里有看法，但害怕会因此而给自己带来麻烦，所以不敢发表自己的看法。这样想的人会让真理屈从于权势。

　　不愿批评也许是因为师道尊严等原因，从来就没有想到过对导师的观点也需要、也可以、也应该有自己独立的看法。这样想的人也许他从来没想过批评导师这类问题，所以有点不知所措。那么，你需要认真反思一下自己的学习态度、方法和方向：我应该怎么办？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在问题面前，我们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无须仰视、也不可俯视任何人——只要他是在真心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任何人都不享有垄断解释问题的特权。　

 b) 哲学史上的“身体”（续）

●    心灵肉身化与身体灵性化：19世纪哲学中的身体问题

后期现代哲学把克服二元对立看作是最为重要的目标，这在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萨特、梅洛-庞蒂的现象学存在主义中都获得了很好的表述，尤其集中体现在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

在后期现代哲学家眼里，“身体本身能够向我们提供走出先验唯心论(生存就在于自我的纯粹内在化)与实在论(对于它来说，存在着的只是在各种各样的自然或人类事件之间的因果作用，而一切都被归结为各部分的绝对外在)的二难困境。”[1]如果把一切归结为精神，世界被观念化，人就成了一个超然的意识主体；如果把一切归结为物质，人就成为了机器；如果从一种融合两者的含混的东西出发，问题似乎可以获得解决。也就是说，在抛弃唯心论(idealism)、唯灵论(spiritualism的同时，后期现代哲学家并没有把心灵、精神弃置一边，而是改造传统意义上的身体和心灵概念，把人看作是某种“灵化的身体”或者“肉身化主体”，机械的身体获得了灵机，而具有内在性的心灵外在化了。事实上，笛卡尔和马勒伯朗士有关身心统一的言论为后期现代哲学家留下了不少资源。

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明显不同于笛卡尔和马勒伯朗士的纯粹意识哲学，但并不因此是完全的身体哲学，它实际上走在身体哲学的途中。他的绵延、形象、生命冲动等概念都不言明地指向身体。他承认自己的《物质与记忆》的主题是“精神与身体的关系”。⑥他明显地通过身体而不是心灵来寻求两者统一，他最终看到的是物质(身体)的灵性化和精神(心灵)的肉身化的双重进程。

柏格森地表示，在他称之为宇宙的形象整体中，意识只有借助于某种特殊形象，即我们的身体提供的形象类型才会真正产生新的东西。⑩心理或意识状态实际上介于几乎就是物质的知觉和作为纯粹精神的记忆之间。超然的纯粹意识于是被否定，心灵也因此是一种肉身化的心灵。柏格森实际上看到了身体的两重属性：既是主体，又是客体：“同样的一些形象能够同时进入两种不同的系统，一种属于科学系统，其中的每个仅仅与自身相关的形象都具有绝对价值；另一种属于意识世界的系统，其中的所有形象都依赖于一个中心形象，即我们的身体，并且随它的变化而变化。”[2]

萨特在名著《存在与虚无》中辟专章讨论了“身体”。萨特认为身体有三个维度：“我亲在我的身体(J’ existe mon corp)，这是身体存在的第一维。我的身体被他人使用和认识，这是它的第二维……我作为被他人认识的东西而以身体的名义为我地存在，这是我的身体的本体论第三维。”简言之，身体的三个维度分别表现为自为的偶然存在，在他人目光中作为对象而存在，以及我借助于他人目光而自我反思地存在。[3]身体既然是自为的偶然存在，它就不完全是机械的生理，也因此表现出灵性，与此同时，意识的超越性实际上是一种将自身物化的努力，也因此至少潜在地追求物性，所以身体的灵性化和心灵的肉身化同时获得了体现。法国哲学家马塞尔认为，“作为主体的身体是我侧身于世界的结合点。我的身体是我同世界之间的媒介。在我同一切存在物之间，有一种关系，它和把我同我的身体成为一体的那个关系是同一类型的.由于我的身体，我对万物抱有同情。”[4]

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为解决肉体和心灵二分的问题提供了方法论意义上的必备准备。胡塞尔的“身体性”思想用意向活动和意向对象取代了传统的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将一种“你死我活”的斗争对立转化为一种双向的交互关系，使肉体和心灵在意向活动中彼此关联，成为一个息息相关的生命整体。“意向性”理论也成为日后其他现象学家解决身心对立问题的最根本性原则。为了避免重新堕人“灵魂与灵魂对话”的柏拉图模式或者像笛卡尔那样对肉体中止判断，使自我作为心灵完全坠人心理主义的探渊，胡塞尔明确的提出了“肉体”(Leibkorper)和“身体”(Leib)的区分，即“(身体)构成了‘躯体’和‘心灵’的结合点”，“躯体的构造问题还属于事物的感知的范围，而身体的构造则已经是在陌生感知中进行的构造了。”[5]

在胡塞尔、海德格尔、柏格森对知觉性质研究的基础上，梅洛-庞蒂对身心关系的问题从新的角度拓展了身体论。知觉以及作为一种前逻辑性知觉功能实现的身体是梅洛·庞蒂的“身体哲学”的支点。他采用了与柏格森“感觉-运动机构”相似的“感觉-运动通路”表述方式。他认为：在作为生理机制的“感觉-运动通路”的底层，存在着激活生理性身体“传入性-传出性感觉-运动性”机制的更深层次的“习惯性身体”。梅洛-庞蒂承认“习惯性身体”的概念不够清晰，这一身体状态处于心理和生理之间，是主体性与客体性之间的中介。

梅洛·庞蒂赋予了“身体”全然不同的二重意蕴。首先，他运用了大量心理学和生理学的事实，例如“幻肢”、“疾病感缺失”等，证明肉体和心灵的不可分性，他讲“灵魂和身体的结合不是由两种外在的东西—一个是客体，另一个是主体—之间的一种随意决定来保证的。灵魂和身体的结合每时每刻在存在的运动中实现。”与胡塞尔在心灵和肉体关系问题上表现的无所适从不同，梅洛·庞蒂以格式塔心理学为背景提出了“身体图式”的概念，从身体出发消解肉体和心灵的对立，“我在一种共有中拥有我的整个身体。我通过身体图式得知我的每一条肢体的位置，因为我的全部肢体都包含在身体图式中。”“身体”是在与世界交往过程中的实现自身的，是意义的“纽结”，是“意义的发生场”。世界的意义就在身体知觉的感知中不断的拓展、延伸，身体和世界联系的范围也不断扩大，最终成为一种休戚相关的关系，也就是梅洛·庞蒂的“世界之肉”：“只有当我实现身体的功能，我是走向世界的身体，我才能理解有生命的身体的功能。” [6]

其次，梅洛·庞蒂剥夺了意识的独立性和主动性，将意识交付给作为整体的“身体”，使其成为我们进人世界，认识他人的唯一出口。“身体是这种奇特的物体，它把自己的各部分当作世界的一般象征来使用，我们就是以这种方式得以‘经常接触’这个世界，‘理解’这个世界，发现这个世界的一种意义。”[7]

梅洛·庞蒂的“身体哲学”以及所暗含的方法论思想，对于久被“身心问题”苦苦困扰的西方哲学而言，具有重大的意义。

其一，如果说传统西方哲学中的“身体”是一种坚持“非此即彼”的认知主义的“镜面式”的静态反映的话，那么梅洛·庞蒂的“身体”则是一种在“身体图式”中得到统一的“活”的有机体。无论是在意识哲学阶段，还是在“哲学肉身化”阶段，要么是没有肉体的抽象灵魂，要么是没有灵魂的赤裸肉体，在这种本质主义的纠缠下，身体始终是处于一种“异化”的分裂状态，心灵和肉体成为了一种和周围事物永不相干的“单子”。而梅洛·庞蒂不但认为，身体器官在“身体图式”中表现出的是一种协调性和相互性，而且不无创见地给身体找回了与世界自然的联系，也就是他所讲的将“本质重新放回存在”，在这种动态的“意义场”中，身体已不是柏拉图、笛卡尔、尼采意义上的封闭的、原初的、不动的阿基米德点，而是一种“与世界共在”的，不断生成的，在时间中展开的“身体场”。这种“挺身于世界”姿态，不仅使心灵和肉体之间的对峙得以消解，更重要的是将一种要么心灵、要么肉体的主体性哲学引人到了一种与他人“共呈“的身体间性哲学视域中。

其二，如果说将传统西方哲学中的“身体”看作是一种在主客维度下“默默独语”的身体的话，那么梅洛·庞蒂的“身体”则是在身体间性维度下，与他人“亲密无间”的身体。正是基于对传统哲学的“独白主义”的深刻反思，胡塞尔才从先验自我走向“他我”，海德格尔才迫不及待地从“此在”向“共在”归返。梅洛·庞蒂继承了这一思路，但是有所不同的是，无论是胡塞尔的“主体间性”还是海德格尔的“共在”实质上还是一种“意识间性”，而梅洛·庞蒂则将意识意向性转变成了一种身心统一的身体意向性，旋即从一己之“身”推向了大众之“身”，他人身体既是知觉的对象，同时也是我身体的主体，自我和他人都是有生命的身体。这种身体间性的推出，使我们之间广泛的社会交往和对话成为可能。

虽然，像新现象学哲学家赫尔曼·施密茨(Hermann Schmitz)对梅洛·庞蒂“身体性“的理论提出了批评，认为其感觉理论仍然是心理学和认识论层面的，肉体和心灵的关系从根本上还是没能得以解决[18〕，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梅洛·庞蒂的理论促成了当代西方哲学在解决身心关系问题方面的一个重要转向，即从“主体性”思维到“身体间性”，从肉体或灵魂的“非此即彼”到两者的“亲密无间”。因此，他的这一理论无疑是当代西方哲学“身体”理论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现。

l       身心的物性化与人的消解：后现代哲学中的身体问题工(改)

后现代哲学不仅否定前期现代哲学的公开的纯粹意识理论，而且否定后期现代哲学中隐含的意识理论，这在尼采和福柯那里获得了最为典型的体现。

与费尔巴哈的欲说还休不同，尼采蔑视自柏拉图到黑格尔以来的所有哲学传统，他明确提出了“一切从身体出发”的口号。[8]尼采在《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中说：“我就是肉体，就是灵魂。”“我完完全全是身体，此外无有，灵魂不过是身体上某物的称呼……所谓心灵者，也是你身体的一种工具，你的大理智中一个工具、玩具。”不是上帝(理性)创造了肉体，而是肉体创造了上帝(理性)。尼采的上帝是“有死”的上帝，“上帝死了，从而人自立为王，成为历史的主体和客体”。肉体第一次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

与笛卡尔把身体和心灵都予以纯粹化相反，也与梅洛-庞蒂推进心灵的物性化和身体的灵性化双重进程不同，福柯看到的是心灵和身体二者平行的物性化进程。福柯把从意识主体或者心灵出发的各种方法统称为现象学方法，认为它赋予了先验主体或纯粹意识以优先性。

福柯指出，“人”的概念出现只是近两个世纪的事，是在特定历史时代人们的一种认识论建构，只是现代的物质技术、制度发展所创造的“一个范畴”，“人”只是被建构的“外型”。传统哲学赋予人类的诸如神圣性、至高性、超验性、绝对性、主体性等本质特征缺乏起码的科学依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柯宣称“人死了”。福柯揭示了现代性(合理性)进程如何用道德和知识来遮蔽疯癫、疾病、性欲之类身体经验，努力表明欲望主体或身体主体是如何被转化、改造成知识主体和权利主体。在福柯所谓的现代时期，出现了所谓的身体惩罚减轻，心理关注越来越重要的倾向，一切反常经验都被看作是心理问题被纳入道德评价范畴。

福柯认为现代性意味着理性的扩张和渗透，这尤其意味着身体经验被观念化。在观念化的背后，知识主体及其暗含的权力主体取代了伦理主体。他的工作就是要揭示“施用于身体的权力的惩戒技术怎样使被奴役的身体中产生出某种灵魂、主体、我、心灵，等等”。[9]福柯让人们看到的是身体经验对于遮蔽的突破。

福柯要让在知识论和权力话语意义上被宣判死刑的主体(人)，在伦理和生存的意义上获得再生。福柯的这种审美生存包括身心两个方面的内容，但更根本的是身体经验。

综上所述，在早期现代哲学中，身体和心灵都遵循观念的秩序，纯粹观念性排斥了身体的物性；在法国后期现代哲学中，身体成为有灵性的物质，而心灵则成为有物性的精神，身体的物性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在法国后现代哲学中，身体和心灵都进入到事物的秩序中，身体完全恢复了它应该具有的物性。[10]

l       天人合一与身心合一：中国哲学中的身体观

在对身体和身心关系的研究中，现代西方哲学和心理学研究停止在我们所说的身心关系的表层结构，而没有进一步指向基底结构。只有萨特从精神分析方面略微涉足了一些。与此不同的是，东方思想在身心问题一直保持着从身心关系的基底结构方面予以重视的传统。“如果说传统西方哲学是一种以意识为其根本的哲学，是一种意识本体论的哲学的话，那么与之迥异，中国古代哲学则为一种以身体为其根本的哲学，是一种身体本体论的哲学。”[11]在中国哲学里，“身体”是一种自我与非我、肉体与灵魂、主体与客体“浑然天成”的“原始统一”状态。从柏拉图到胡塞尔，西方哲学更多的是一种“看”的哲学，中国哲学则是一种“行”和“体验”的哲学，以“体”悟“道”的哲学。唐力权先生在其《蕴徽论》说：“所谓‘体验’就是通过根身经验、意识之灵明觉慧来证验本身。”[12]可以说：对“身体”的不同关照成为了中西哲学的最主要的区别。“中国哲学之独特性，除表现为其为我们奠定了身体在宇宙中的中枢地位外，还表现为其由身体出发。”以“身体”构建“世界图式”、推出“社会伦理”、企求“精神超越”。[13]在这个意义上，天(自然)、人同形同构：宇宙被认为是放大了的人体，人体被理解为缩小了的宇宙；天人相通，并且在“气”的基础上获得统一性；身心相通互动，修心即可养性、养生。[14]从体育活动中的心理活动而论，东方体育偏重于体验身体活动过程中主体与客体、主体与环境的同一，而西方体育偏重于感受运动本身带来的快感；从运动形式看，表现出整体哲学倾向的东方体育强调形式的美与和谐，表现出还原论哲学倾向的西方体育则基于主、客体分离的立场，更强调体现主体的能力。

[1] Délivoyatzis，La dialectique du phenol menu： sur Merleau-Ponty， Méridiens Klinchsieck，1987，p15.

[2] Bergson， Matiè et Mémoire， Quadridge/PUF，1997，pp.17，12，1

[3] Sartre， L’Gtre et  Néant， Gditions Garlimard，1943，pp.392，398.

[4] 转引自伽罗蒂《人的远景》25，三联书店版

[5] 倪梁康·现象学概念通释〔M〕·北京：三联出版社，1999，p277

[6] 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MJ.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p125，135，109

[7] 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MJ.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p302

[8] 尼采.权力意志—重话一切价值的尝试〔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5.p106

[9] 福柯，必须保卫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74。

[10] 杨大春，从法国哲学看身体在现代性进程中的命运，浙江学刊　2004年第5期

[11] 张再林.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古代哲学〔J」.人文杂志，2005，(2)：25－31。

[12] 唐力权.蕴徽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p46

[13] 庞学锉.身体性理论：新现象学解决心身关系的新尝试，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6)：7~l3.

[14] 中国哲学和传统体育中的身体观与西方大相异趣，但一方面现代体育是基于西方文化基础而形成的，另一方面限于精力和篇幅，关于中国哲学和体育史中的身体观只能在笔者的另一本书中加以讨论。

b) 哲学史上的“身体”

梅洛·庞蒂说过：“世界的问题，可以从身体的问题开始。”他认为“身体”在与世界交往的过程中实现自身，是意义的“纽结”和“意义的发生场”。[1]从古希腊到西方近代文化发展的一条主线，就是对人体的错误认识和压抑。这种贬低可追溯到柏拉图时期。柏拉图坚持灵魂高于肉体的二元论身体观。他把人的身体比喻成监狱（gool）。继他之后，人的肉体又被简化为“钟表装置”（clockwork）、“发动机引擎”（steam engine）、“计算机”（computer)）等有待被改变、被操纵的物体象征或被战胜的障碍物，直到文艺复兴后伴随着体育的兴盛，这一压抑与贬低才有所改观。

●    身体的虚无化与神圣化：从柏拉图到基督教哲学

古希腊早期哲学把“神”与“灵魂”认为是和“自然”一样的实在物。亚里士多德把上帝认为是质料-形式链条中的第一推动者，最高、最后的纯形式，万物追求的最高本体和最后目的，使哲学的本体论倾向渐趋成熟。以“人”为核心的智者学派兴起之后，普罗塔戈拉明确指出“人是万物的尺度”[2]，人成为宇宙的核心和主宰；苏格拉底提出“美德就是知识”，“认识你自己”是获得知识和美德的前提，“作为思维者的人是万物的尺度。”[3]“人是万物的尺度”和“认识你自己”两大命题的提出，标志着古希腊哲学从自然哲学到人学的转变。这是西方哲学史中主体性思想的最初表达。

对“身体”和身心关系问题的思考是从柏拉图（Plato，前427－347年）开始的。柏拉图认为灵魂高于身体，并进一步把身体视为灵魂的监狱，灵魂与肉体的结合是理念堕落的结果。柏拉图说：“只要我们固守在身体之中，使灵魂受到肉体的污染而变得不完满，我们就无法令人满意地去把握对象，这些对象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真理。……要想获得纯粹的知识，必须摆脱肉体，用灵魂注视事物本身。……除非绝对必要，尽可能避免与肉体的交往、接触，这样我们才能不断地接近知识。”[4]柏拉图把肉体与灵魂对立起来，主张灵魂与肉体分离，因为人的肉体即感觉器官不可能获得知识，灵魂只有在超然状态下才能够获得知识和理性。但他并不因此否定身体存在的意义，并且认为体育活动可以净化灵魂，获得道德上的提升，接受体育锻炼就是受教育。[5] “音乐和体育的联合的潜移默化，可以使两者（指理性与情感）和谐，因为它们以高贵的文字，榜样来强化、支持理性，并且以和谐和节奏来节制、抚慰和文明化感情的狂放不羁。”[6]在生活中，柏拉图是一名体育健将，曾经作过角力手，在伊斯特摩运动会上取得过优异成绩。

但是，在漫长的中世纪，随着基督教对人类精神世界的绝对控制，人类主体性被上帝所取代，身体也逐渐被虚无化。

在犹太教思想和新柏拉图主义基础上形成的基督教哲学，不但继承了古希腊哲学中身心二元的思想，而且进一步扬心抑身，以否定现实、否定肉体的方式来谋求灵魂的救赎，视人间和人世生活为走向天国的“天路历程”，试图通过信仰上帝使灵魂永生。基督教哲学的内在性使无限的精神（实体）具体化在个人的心灵之中，它诉诸于个人的内心信仰，主张灵魂的得救要求每个人的灵魂在场，从而试图排除肉身。普罗提诺（Plotinus，204－270）对柏拉图的理念论进行了改造：将理念等级变成三大本体(“一”→“理智”→“灵魂”)，认为灵魂流溢出可感世界(形式和质料)，灵魂进入人的肉体后，就因为受到污染而堕落了；人的使命就是改造自己，使自己和他人的灵魂，经由理智达到与“一”结合，最终使人在一刹那灵魂出窍，舍弃肉体进入与“一”合一、不可名状又无与伦比的迷狂状态即“解脱”（ekstasis）。

经院哲学在总体上不再以创立教义、制订神学内容为己任，而是从理论上论证、阐释教义，使神学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作为理性思维艺术的辩证法被引入神学的思维，理性主义开始复苏，并在12－13世纪达到了高潮。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5－1274）在《上帝之城》中提出“原罪”说，提出只有信仰上帝，用禁欲、斋戒、忏悔、出家修行等方法，才能摆脱人世间的罪恶和痛苦，得到上帝的挽救，死后灵魂才能升入天堂。但他反对奥古斯丁主义人由灵魂和肉体两个实体组成、灵魂被禁锢在肉体之中的二元论，认为灵魂(形式)与肉体(质料)共同组成一个实体，人是二者的统一体。灵魂的作用一是赋予肉体以形式，二是控制和推动肉体。托马斯也反对柏拉图主义排斥感性认识的传统，认为知识必须起源于五种外部感觉（听觉、视觉、嗅觉、味觉和触觉）和四种内部感觉（通觉、想象、判别和记忆）。认识的对象是外在于灵魂的客观世界，灵魂只能认识非物体的东西，所以感觉活动必须有肉体感官的参与。在这里，我们已经可以隐隐听到人文主义大潮来袭前夜的丝丝风声。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的浪潮进一步改变了身体被虚无化的状况，使身体与灵魂一样逐渐获得了某种神性。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罗伦佐·瓦拉（1406-1457）提出“灵肉一致”的观点，认为肉体生活的价值并不亚于灵魂得救。“享受尘世生活的幸福是人生的最大本色，这完全符合理性和瞬息万变自然界的意向”。 马西略·费奇诺（Marsilio Ficino，1433－1499）在继承新柏拉图主义和神学宇宙等级观念的基础上，提出世界统一的基础是灵魂：宇宙是一个自上而下由上帝、天使、灵魂、性质、物质构成的等级体系。灵魂在“沉思”中与肉体和一切事物脱离而回到自身，深入到自身的内在本质。乔万尼·皮科（Giovanni Picodella，1463－1494）发展了费奇诺的宇宙等级论，认为人是在这个等级体系之外的，人具有每种生物所特有的一切，人的本质和伟大就在于无限的能力，可以在无限的过程中不断创造，从而实现自身，超出自身和世界。人感到自己是造物主，是地上的神。灵魂受到肉体的束缚和情欲的影响。人们用道德哲学驯服情欲的冲动，用辩证法驱除理性的黑暗，自然哲学的光辉就会照进我们的灵魂，使灵魂通过认识神圣的事物而达到完美。皮埃特洛·庞波纳齐（Pietro Pomponazzi，1462－1524）从人文主义思想出发，肯定了人在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地位 。但与柏拉图主义不同，他认为人的本质不在于理性的沉思生活、灵肉的分离和彼岸生活，而在于现实的道德生活、灵肉的结合和此岸世界。

威登堡大学的神学教授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1517年10月公开提出反对教廷权威的“95条论纲”，认为教徒要使灵魂得救，只需真诚信仰上帝。他提倡一种新的善功与天职观念。中世纪教会所推崇的生活方式是禁欲主义的修道生活，认为人只有独身禁欲、忍受饥寒才能变得圣洁，路德则认为修道是逃避尘世的责任，凡凭信仰从事的各种职业和日常生活皆属善功；上帝所能接受的唯一的生活方式是每个人完成其在尘世的义务，天职与尽世俗义务是一致的；保持身体健康也是每一个基督徒的天职。这就使世俗生活与宗教生活紧密结合于一体，身体获得了与灵魂一样的神圣地位。

作为旧世界的仅存硕果和新世界文化的唯一代表，基督教在客观上担负起了延续西方文明的使命。基督教向人们展示了一个超感性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开拓并丰富了人类的精神世界；基督教贬斥自然，但也从另一方面为近代机械论自然观的形成开辟了道路，使后人得以树立改造世界的观念；基督教哲学力图以理性去证明上帝的存在，推动了逻辑思辨形式的发展。这些都为近代思想解放的发生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    身体观念化与哲学肉身化：16-18世纪哲学中的身体问题

虽然有关灵肉二元思想的起源在柏拉图那里，但只有在近代意识哲学中，特别是笛卡尔那里，灵魂和肉体的关系才获得真正哲学认识论意义上的地位，“身体性”问题第一次堂而皇之地进入哲学思辨的殿堂。在此之前，作为肉体的身体在大多数时候受到宗教和哲学的双重磨难；在意识哲学阶段，作为肉体的身体摆脱了道德上的委屈感，却受到了来自知识的压迫和洁难。[7]

早期现代哲学主要表现为各种形式的纯粹意识哲学，尤其以笛卡尔为典型代表。在笛卡儿看来，世界的二元性是在人身上体现出来的，物质和精神、灵魂和肉体这两个侧面只有在人身上才能同时存在。所以笛卡儿的“二元论”实际就是“身心二元论”，身心关系问题是思维和存在关系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笛卡儿对身心的区分，概括来说，即：身体是个具有广延的实体，心灵则是一个思考着的实体。二者是两个独立不依的实体：肉体的属性是广延，心灵的属性是思维。“在肉体的概念里边不包含任何属于精神的东西；反过来，在精神的概念里边不包含任何属于肉体的东西，[8]作为肉体的身体是“虚伪的”、“骗人的” [9]，是作为怀疑对象被最终悬置的。身体问题在笛卡尔这里得到了认真的思考。

心灵和肉体既然是根本不同的两种实体，思维实体的心灵怎么能去接触一个具有广延的实体并从使身体运动成为可能呢?对此笛卡儿结合了解剖学提出：“精神规定那个我们称作‘动物元气’的非常稀薄的液体”是直接使外部肢体运动的原因，是精神推动肉体的工具；灵魂和整个身体相结合，但在身体中有某个部位，灵魂在那里比身体其他部分更显著地发挥它的功能，这个部位是大脑最里面松果腺。

这种身心对立的二元论观点给后人留下了无穷的话题。“之后的哲学家像莱布尼茨在“预定和谐论”中、斯宾诺莎在“身心合一论”中等都是在试图解决身心的同一性问题。这一努力直到黑格尔才算是登峰造极，身体的问题最终被划归为“绝对理念”的异化结果，人被彻底的抽象为意识和精神，人的历史被抽象为意识和精神的历史。”[10]

同笛卡儿主张“纵然身体并不存在，心灵也仍然不失其为心灵”不同，莱布尼兹主张灵魂与形体的不可分。“没有完全与形体分离的灵魂，也没有无形体的精灵，只有上帝才完全没有形体。[11]莱布尼兹认为，灵魂与形体间的结合或一致是由于灵魂和形体各自遵守它自身的规律，这就是一切实体间的“预定和谐”。莱布尼兹试图解决(并自认为解决了)笛卡儿在身心关系问题上的困境。预定和谐说不同于笛卡儿的身心二元论，也不同于斯宾诺莎的身心两面论，它已把感性认识完全排除在真理性认识之外了。预定和谐说力图建立的，是以身体为中介，理性和客观对象间的一致。

分析哲学家塞尔(J.R.Searle)认为，近代哲学在身心关问题上表现出“还原主义的思维偏向”：作为肉体的身体被强行纳人到巨大的思辨体系之中，肉体仅仅被还原成了一个概念或者符号，抑或是一架毫无生气的机器。在近代意识哲学中，“人们不怎么在哲学中谴责身体了，但这也意味着身体消失了，消失在心灵对知识的孜孜探索中。以前，人们压制身体，是因为身体是个问题；现在，人们忽视身体，是因为身体不再是个问题。”[12]

另一批人文主义哲学家掀起了哲学肉身化的运动。克劳德·阿德里安·爱尔维修(Claude Adrien Helvétius， 1715-1771)把人类的活动最终归结为肉体的感受性，人和外部世界的关系是一种“刺激－反映”的关系或作用与应答的关系。在爱尔维修看来，作为具有物质属性的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只带来了感觉的能力——即肉体的、物理的感受性能力；理智和理性的能力，都是从这种先天性的感觉能力中发展出来的。所以，肉体的感受性是最人性的内容。爱尔维修认为， “人是一部机器，为肉体的感受性所发动，必须做肉体的感受性所执行的一切事情”，因此，“肉体的快乐和痛苦，这就是全部统治的唯一的、真正的机纽。”[13]

费尔巴哈说，“身体属于我的存在；不仅如此，身体中的全部都是我自己，是我特有的本质”，“旧哲学的出发点是这样一个命题：我是一个抽象的实体，一个仅仅思维的实体，肉体是不属于我的本质的；新哲学则以另一个命题为出发点：我是一个实在的感觉的本质，肉体总体就是我们的自我，我的实体本身”[14]

无论是身体的观念化还是哲学的肉身化，都反映了同一个事实：身体已经摆脱神学的绝对控制和长期被忽略的虚无化境遇，从此成为人类认识的焦点。这个变化成为人类自然认识自身的起点，并促进了现代体育生活方式的形成。

[1] 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M］，.姜志辉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p105

[2] 北京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56

[3]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f Ml.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66

[4] 柏拉图·斐多〔M].杨绛，译·辽宁：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p17

[5]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Book 3，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

[6]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Book 5，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

[7] 汪民安，陈永国·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p4

[8] [法]笛卡儿.第一哲学沉思集：反驳和答辩LMJ.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228

[9] 笛卡尔.第一沉思录「M〕.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6.p90

[10] 李重，身体的澄明之途——对西方哲学中的“身体性”问题的思考，西安交大学报(社科版) 2006/5

[11]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I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489

[12] 汪民安，陈永国·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p8

[13] 爱尔维修与霍尔巴赫论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P498、499

[14] 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M），荣震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p169

三、 体育：游戏性的身体活动

 逻辑学把概念分为实体概念、性质概念和[1]那么，体育这个关系概念反映了什么关系？在构成体育要素的诸多关系中，又是哪一种关系构成体育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殊性的“比较深刻的一贯的和稳定的方面”即体育本质的呢？

唐炎等认为：体育与人、体育与运动的关系是揭示体育概念本质的关键。[2]这个说法有些含混不清——例如作者在讨论体育与人的关系时，仅限于讨论体育与作为体育载体的人的自然属性(包括身和心)的关系，作为体育行为主体的“人”却在作者的论述中消失了——但唐的文章仍然意味着朝揭示体育本质的正确方向前进了一大步。

宋震昊更深入地论述了体育本体问题中人的地位，他认为体育本体中存在着两重哲学矛盾：第一，人的身体或意志谁是第一性的问题；第二，“人”与“物”谁是第一性的问题。[3]从表面上看，宋的看法肯定了体育中人的主体性地位，但宋文对前一个问题的分析仅仅停留在概述哲学史上对身心关系的分析，对后一个问题的分析也主要是对此前体育概念研究中“见物不见人”现象的批判，并没有直接讨论体育中的人、物关系。[4] 因此，与其说宋震昊回答了体育本体中的人的地位问题，还不如说他明确地提出了问题。这意味着朝解决问题前进了一大步。

显然，在构成体育要素的诸多相互关系中，对什么是更基本的关系和这种关系表现出什么样的特征这类问题，学术界还没有一致的看法。

[5]性是体育最重要的本质属性。没有身体在场参与的体育活动是不存在的。因此，“体育”首先是人类的一种身体活动。

a)       “体育”意识中“身体”的在场

20世纪前期，美国学者威廉姆斯“体育是用大肌肉活动为方式的教育”的观点曾经广为流传。体育是否应该归于教育范畴暂且另当别论，但对体育活动是大肌肉活动或以大肌肉活动为主的身体活动这一点，虽然有极少数人并不表示赞同，[6]在绝大多数关于体育的定义中也见不到“大肌肉活动”一类的字样，但体育界的大多数人是接受这个观点的。换言之，无论对体育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概念的理解有多大差异，但在对体育活动必须以身体的存在和参与为前提条件这一点，绝大多数人都是赞成的。在有关的各种概念和定义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对身体“在场”的肯定：

“体育是身体教育的或体质教育的简称，指的是教育者向爱教育者传授增强体质的知识技能和动用这些知识技能实际锻炼身体的过程”；[7]

“体育(广义的，亦称体育运动)是指以身体练习为基本手段，以增强人的体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丰富社会文化生活和促进精神文明建设为目的的一种有意识、有组织的社会活动。它是社会总文化的一部分，其发展受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制约，也为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服务；包括体育(狭义的)、竞技运动、身体锻炼和身体娱乐。”[8]

“体育是以身体活动为媒介，以谋求个体身心健康、全面发展为直接目的，并以培养完善的社会公民为终极目标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或教育过程。”[9]

 “体育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它以身体与智力活动为基本手段，……达到促进全面发育、提高身体素质与全面教育水平，增强体质与提高运动能力，改善生活方式和提高生活质量的一种……社会文化活动。’[10]

体育概念的属概念是“教育”。因此，体育的本质只能是教育。同时，由于体育是以身体活动为媒介的教育，这里的种差是“身体活动”。根据种差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这一逻辑学原理，因而体育概念的本质属性是“身体活动性”，……“教育性”和“身体活动性”是构成体育的两个不可缺少的本质属性。[11]

“旨在强化体能的非生产性的人体活动。”[12]

体育是“以发展人的自然属性为目的的身体活动。”[13]

“体育是人类通过身体练习(physical training)来改造自身身体、挑战身体极限的实践活动。”[14]

对作为物质属性的生理意义上的人体的改造是体育的本质目标所在，是一切体育功能和价值的前提和基础；对作为组织属性的社会意义上的人的角色等的改造、对作为精神属性的心理意义上的人的情绪等的改造是体育衍生的目标。[15]

……

上面引文中的斜体字都表现了对身体在在场性的肯定。这在外文文献中同样如此。在1974年国际体育名词术语委员会编定的《体育与运动词汇》中，对Sport作了这样的规定：

①基本含义：专门的竞赛活动。在这一活动中，个人或集体为了充分发挥形态、机能与心理能力——具体表现为纪录本人或对手的优胜——而紧张地从事各种身体练习。

②说明：竞技运动同体育、旅行属于同一领域……由于竞技和体育(physical education)都采用身体练习这一手段，但方法各异，因而它们在系统和原则上既有区别，又有联系。[16]

总之，在理论上人们大多赞同体育是身体活动，因而对体育是身体活动这个问题从理论上没有什么讨论的需要。体育是身体活动，但身体活动并不仅仅只有体育活动，劳动、军事格斗……也都是身体活动或包含身体活动。那么，体育这一类身体活动有什么特征呢？什么构成了体育这种身体活动与其他身体活动的区别？

与体育同属于大肌肉活动的劳动、军事格斗等相比，体育活动又有什么特点呢？各种身体活动所具有的特定目的[17]构成了区别不同活动的依据：劳动的目的是取得物质产品，军事格斗的目的是打击敌人保存自己，体育的目的则是游戏。游戏构成了体育区别于其他身体活动的根本特征。

[1] 转引自曲宗湖、杨文轩，现代社会与学校体育I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9：172

[2] 唐炎，宋会君，体育本质新论，天津学院学报，2004.(2)

[3] 宋震昊，体育本体论(三)——体育的本体和哲学矛盾，南京体育学院学报，2006(4)

[4] 宋震昊认为：在体育本质研究中，从人的身心二元关系来说，“见物不见人”把身体运动只理解为作为物质的身体的活动，而忽视主观意志的参与；从社会活动的角度把人看作社会发展的工具，把体育作为培养社会工具的手段，忽略了人的核心价值。体育本体论(二)——体育概念批判，南京体院学报，2006(3)

[5] 西方哲学通常用 “在场”（Anwesen）来表达存在的意义，在场就是现在正在这里存在的东西，或者说某物现在正在这里的存在。

[6] 由于中国一直把棋、牌等作为正式的体育项目，2003年11月18日国家体育总局又宣布电子竞技运动为我国第99个正式体育项目，因而一直有人认为棋、牌、电子竞技等都有体育价值。（曹勇，中国电子竞技运动高峰论坛实录，电脑商情报，2003-11-28(1)；闵鹿蓓.中国数字体育产业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个人电脑，2003年6期）2006年的多哈亚运会也把国际象棋列为正式项目，围棋也在努力争取成为2010年亚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其实这个问题本无需讨论：棋、牌、电子竞技都是智力游戏，是不需要身体特别是大肌肉群参加的娱乐活动，它们与作为身体游戏的体育的共性仅仅在于都是娱乐和游戏；体育总局既然管理作为身体游戏的体育，为什么不能管理竞技性很强的智力游戏如棋、牌和电子竞技？事实上，在一些国家如法国，与中国的国家体育总局相当的政府部门就是青年、体育与娱乐部，所管理的事务并不仅仅限于一般人理解的体育活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智力游戏从理论上也属于“体育”。很多人认为因为这类活动有很强的竞技性，而竞技性是体育的一个显著特征，所以也就把它们归入体育范畴。按照这个逻辑，声乐比赛、器乐比赛、摩洛哥国际杂技节或国际中学生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等等，岂不是也都理所当然地应该被列为体育项目？这无疑会被所有的人认为是无稽之谈。

[7] 林笑峰．体育和体育方法[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1982

[8] 曹湘君．体育概念．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88；编写组，体育理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

[9] 体育概论教材编写组，体育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

[10] 熊斗寅，“体育”概念的整体性与本土化思考，体育与科学，2004. 3 ；柯犁，坚持体育整体观，体育论坛，(北京)，1988. 1；毕世明，在实践中诞生和发展的“体育”总概念不能否定，体育文化导刊，2004. 6

[11] 周爱光，体育本质的逻辑学思考，武汉体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

[12] 张洪潭，体育基本理论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17；体育真义论，体育科学研究，2003(1) 

[13] 唐炎，宋会君，体育本质新论，天津学院学报，2004.(2)

[14] 吴光远，也谈体育的定义——与《体育和体育的功能与作用》一文作者商榷，体育文化导刊，2003. 7

[15] 易剑东，体育概念与体育功能论，体育文化导刊，2004(1)

[16] 韩丹，国际规范性体育与运动的基本概念解说，体育与科学，1999(3)

[17] 这里所说的目的，是指作为系统活动的事物指向维持与发展自身稳态存在的一种客观趋向即内在目的，而不是指人为意识到或加给事物的外在性的目的。

3.  体育(sport)的本质是追求卓越

a) 卓越是确定竞技运动本质的要素

 美国哲学家保罗·威斯（Paul Weiss）在他1969年出版的《竞技运动：一个哲学的探究》（Sport：A Philosophical inquiry）一书中认为：体育(sport)的本质是追求卓越；体育(sport)是最有可能使人们达到“自我完满”（self-completion）的手段。威斯认为：运动员的主要精力并不是战胜别人，而是在不断尝试着进一步更好地与周围现实相适应；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运动卓越”（sporting excellence）达到“自我完满”的。一个运动员若想最终得到自我完满，至少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接受自己的身体以便进行训练与实践；第二个阶段是对身体状态的认识，也就是通过对自己能力的认识来确定对自我的认识；最后是在比赛中，在不丧失自我特性与其他人协调配合、同时又能够展示他人重要性的前提下，对自我的认识和调整。对卓越的关注，无论是对参与者还是观众来说，无疑都是竞技运动最大的魅力之一。[1]而这种对卓越的探求，按照威斯的话来说，是我们生活的一种动力。[2]

威斯的观点曾经引发了一次对于所谓“运动卓越”概念的争论。沙特（Richard Schacht）[3]在《关于维斯，关于纪录，运动活动和运动员》（On Weiss， on Records， Athletic Activity and the Athlete）[4]一文中对维斯教授的观点进行了驳斥。在沙特看来，维斯对于运动卓越的观点使竞技运动丧失了人性，且将其仅仅局限于年轻人和具有运动天分的人群中。他认为，威斯参与竞技运动的标准过严，实际上阻碍了将竞技运动置于人类真实体验的大背景中，并且忽视了竞技运动的智力要求以及参加竞技运动所产生的智力后果。斐泽尔（Randolph Feezell）不赞同威斯关于“卓越是确定竞技运动本质的要素”的论述。斐泽尔认为，威斯只是生硬的说明了“竞技运动涉及对卓越的追求并且是通过身体的。”尽管威斯就玩耍(Play)、竞技(Sport)、游戏(Game)和比赛(Contest)这些相似的概念进行了论述，运动卓越无疑是竞技运动的一个重要元素，但是它绝对不是竞技运动的本质特征。[5]

a) 体育的本质是高峰体验

马斯洛认为体育的本质是在运动中追求一种高峰体验：“我希望你想一想你生活中最奇妙的一个体验或几个体验：最快乐的时刻，着迷的时刻，销魂的时刻，……”对儿童而言，游戏肯定是最快乐的时刻，游戏肯定让孩子着迷，游戏肯定让人销魂。马斯洛十分肯定地说：“儿童能有高峰体验，在童年期这是常有的。”[6]亨利·盖格尔认为“高峰体验是当你真正上升为一个人时所感受到或许也认识到的那种状态。’，[7]马斯洛认为，“人们在高峰体验时有他们最高程度的同一性，最接近他们真正的自我，最有特异性。”[8]这句话让我们想起席勒的名言：“只有当人是充分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也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是一个完整的人。”

马斯洛认为，“自我实现不是一种结局状态”，“不是“只有极少数人直到60岁才能进入的、有点全或无的神殿意味。……自我实现……(是)一种插曲或一种迸发。……在这些插曲中，他更真正地成了他自己，更完善地实现了他的潜能，更接近他的存在核心，成了更完善的人。从理论上说，这样的状态或插曲可以在任何人一生的任何时刻到来。”[9]马斯洛认为，“区分出我称之为自我实现的人的东西，是在他们身上这些插曲看来比普通人来得要频繁得多，而且强烈得多，完善得多。这就使得自我实现成了程度的问题、频率的问题，而不是全有和全无的问题。”“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由于良好的形成过程，受到了绝对存在的暂时状态即高峰体验的奖赏。……一时一刻的成长本身，在绝对的意义上说，就是有内在奖赏和内在乐趣的。如果说他们不是高山式的高峰体验，至少他们也是丘陵式的体验，是绝对的微光，是自我证实的乐趣，是存在的微小瞬间。”[10]

 体育是什么？体育的本质是什么？对这类问题的理论探讨永远是一个难题，卷入这样一种很难有最终结论的争论多少有些无奈，但也无法回避。无论是从体育本体论的角度，还是从体育方法论的角度，在体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中，对体育和体育本质的讨论还将会继续下去。

[1] Drew A. Hyland： Opponents， Contestants， and Competitors： the Dialectic of Sport， Klaus V Meier， Angela J Schneider， William J Morgan： Ethics in Sport [M]， 2001： Page 85.   

[2] 转引自 Meyers， Ronald J： Literature and Sport as Ritual and Fantasy， Papers on Language & Literature [J]， 00311294， Fall2001， Vol. 37， Issue 4.

[3] 理查德·沙特（Richard Schacht）是伊利诺斯大学俄本纳香槟分校的哲学教授，北美尼采学会的执行主任。（http：//www.phil.uiuc.edu/personal/schacht.htm）

[4] Richard Schacht ： On Weiss on Records， Athletic Activity and the Athlete， Philosophical Exchange[J]， Vol. I， No. 3 (Summer， 1972)

[5] Randolph Feezell：Sport，Play and Ethical Reflection [M]，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4：4

[6] [美]马斯洛著，林方译，人性能达的境界，(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版，189页。

[7]「美」马斯洛著，林方译：人性能达的境界，(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版，2页。

[8]「美」马斯洛著，林方译：人性能达的境界，(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版，94页。

[9] [美]马斯洛著，林方译：人性能达的境界，(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55。

[10] [美]马斯洛著，李文恬译，林方校：存在心理学探索，(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88

 2. 体育(Physical education)的本质是教育

a) 体育是劳动的产物和劳动的准备 

“体育起源于劳动”的主要理论依据来自马克思、恩格斯和俄国的普列汉诺夫等人对游戏起源的论述。恩格斯比较完整地论述了劳动对艺术起源的决定性意义：“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基本条件，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恩格斯指出：艺术的产生是以人的手由于劳动而达到高度完善为前提的。只是由于劳动，由于和日新月异的动作相适应，由于这样而引起的肌肉，韧带以及在更长时间内引起的骨胳的特别发展遗传下来，而且由于这些遗传下来的灵巧性以愈来愈新的方式运用于新的愈来愈复杂的动作，人的手才达到这样高度的完善，在这个基础上它才能仿佛凭着魔力似地产生了拉斐尔的绘画，托尔瓦德森的雕刻以及帕格尼尼的音乐。[1]

心理学家冯特同样认为游戏起源于劳动，他说：“游戏是的劳动的产儿，没有一种形式的游戏不是以某种严肃的工作为原型的，不用说，这介工作在时间上是先于游戏的。因为生活的需要迫使人去劳动，而人在劳动中逐渐地把自己力量的实际使用看作是一种快乐。”

普列汉诺夫更进一步论述了游戏、艺术起源于劳动的观点。他在《论艺术》中提出著名的命题“劳动先于艺术”，“人最初是从功利观点来观察事物和现象，只是后来才站到审美观点上来看待它的。”他列举了大量的人类学材料来说明音乐、美术、舞蹈等与劳动的关系，认为“可以把我们从达尔文的话中所作的结论改变如下：原始狩猎者的心理本性决定着他一般地能够有美的趣味和概念，而他的生产力状况。他的狩猎的生活方式则使他恰好有这些而非别的美的趣味和概念。”伴随许多生产过程的声音本身已经具有着音乐的效果；所以不难了解他们的简单的音乐作品是怎样从劳动工具与其对象接触时所发出的声音中产生出来的。野蛮人在自己的舞蹈中往往表现各种动物的动作，这只能解释为想再度体验一种快乐的冲动，这种快乐是由于狩猎时使用力气的结果。“模仿动物的动作，是狩猎的极其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毫不足怪，当狩猎者有了想把由于狩猎时使用力气所引起的快乐再度体验一番的冲动，他就再度从事模仿动物的动作，创造自己独特的狩猎的舞蹈。然而在这里是什么决定着舞蹈的性质，即游戏的性质呢？是严肃的工作的性质，也就是狩猎的性质。游戏是劳动的产儿，劳动在时间上必然是先于游戏的。”同样，首先是战争，然后才产生描绘各种战争场面的舞蹈；首先是野蛮人在战争中负伤的伙伴的死亡所给予他的印象，然后才有想用舞蹈再现这种印象的冲动。

普列汉诺夫认为：追求功利目的的活动先于游戏，游戏是它的产儿；游戏是劳动的产儿，劳动在时间上是先于游戏的。[2]它不但是人类在改造自然、改造自身生活的进程中用以调节节奏、获得休息的手段，同时也是对未来劳动的准备。游戏是人类物质生活得到相当满足时而产生的一种有意识的娱乐活动；它依赖于生产的提高和物质条件的相对稳定。游戏是劳动中的插曲。游戏的内容是对过去劳动成果的肯定和对未来劳动成果的向往。

上述论述显示出对游戏、艺术与关系的三种理解：游戏是劳动前的练习和预演，游戏是与劳动的结合，游戏是劳动后的体验和情感宣泄。由于体育被认为是游戏的重要形式和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也就成为体育是劳动的再现和预演、体育的本质是教育的最有力的证据，在体育界拥有众多的支持者。例如？？？？？苏联体育教育理论

a) 体育游戏是社会反映性活动

社会文化历史学派也称维-列-鲁学派，是前苏联当代最大的一个心理学派别，主要成员有维果茨基、列昂节夫、鲁宾斯坦、艾里康宁等，他们都在阐述自己的心理学思想时涉及到儿童游戏的问题，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创造了与西方不同的游戏理论。

坚持游戏的社会性本质，是维果茨基(Л. С. Выготский，1896—1934)游戏理论的典型特征。他把幼儿游戏放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考察，强调“假装游戏从一开始就是社会性活动”。他认为“游戏是在真实的实践以外，在行动上再造某种生活现象，在这种活动中，幼儿凭借语言、以角色为中介，了解、学习和掌握基本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他在对游戏进行概念式的解释中，以象征性游戏或角色游戏为重点分析对象，强调游戏是对现实社会关系的反映，概括了这类游戏的结构组成、活动特征及价值等。

维果茨基认为高级心理机能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从低级心理机能到高级心理机能的发展是通过物质工具和精神工具(符号)实现的，高级心理过程表示了这两种工具的融合，游戏形成了符号的间接作用。游戏中使用替代物，意味着意义同直接经验的分离；游戏使儿童的思维逐步摆脱了具体事物的束缚，从而促使心理机能由低级向高级发展。

维果茨基明确了两种发展水平：“实际发展”（独立的表现）和“潜在发展”（外力帮助下的发展），在这两种发展水平之间有一段距离，维果茨基称之为最近发展区。最近发展区中的潜在发展是一种过渡状态，在这一状态中，儿童需要特殊的帮助或脚手架来达到他们所要达到的目标。根据维果茨基的分析，游戏可以作为自我帮助的工具。儿童所做的游戏常常高于他们实际的发展水平；游戏甚至可能会充当儿童的最近发展区中的脚手架而促进他们未来的发展，帮助他们获得更高水平的能力。游戏规则是儿童的自我限制。相对于其他情境而言，儿童在游戏中会表现出更好的注意力、记忆力、语言运用能力和社交能力。

列昂节夫(A. H. Лeoнтeb，1903～1979 )认为儿童对世界的认识首先是以行动即操作物体(列昂节夫称之为及物行动)的活动方式表现出来的。“活动的对象是活动的真正动机。”：游戏不是生产活动，它的动机不在结果上，而是在行为本身；游戏不是要玩出什么来，而只是要玩本身。列昂节夫以动机的内外在性作为划分游戏和非游戏活动的界线：当及物行动的动机不在于结果而在于行为过程时，这种行动就是游戏。如果游戏的动机转移到效果上去，游戏就消失了。在成人的游戏里，当其动机不是要玩本身，而是要玩出点什么来的时候，这种游戏实际上已经不是游戏了。[3]具体地说，随着儿童的成长，儿童的及物行动需要日益强烈，但又限于自身能力不能实现时，就只能在保持行为内容不变的情况下用非真实的操作代替真实的操作。这种操作就是游戏。游戏的动机在于活动的过程而非结果；游戏行为对游戏者总是真实的，不是想象规定游戏，而是游戏行动的条件产生了想像的需要；游戏行为指向典型的事件，只有在与现实事件不相符时才产生游戏。

20世纪60年代以后，艾里康宁(Д. Б. Эльконин)在维果茨基思想的基础上，借鉴列昂节夫的活动理论，系统地提出其儿童心理发展阶段论。艾里康宁认为游戏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原始社会初期，儿童不经专门训练就能直接参加劳动，作为训练儿童劳动能力的角色游戏显得毫无必要；生产的发展到要求儿童必须经过训练才能掌握劳动工具时，就出现了小型化的专用劳动工具以训练儿童的劳动能力，但这种训练还不是游戏；当生产和劳动工具进一步复杂化时，小型化的专用劳动工具训练也失去了意义，这时就出现了角色游戏。在角色游戏中，儿童练习的是掌握所有工具所必需的一般能力如协调性、准确必和灵活性等。角色游戏中使用的儿童从中获得一般能力训练的物体，就是玩具。从个体看，艾里康宁也认为当儿童想参加成人活动但能力还不能胜任时，便催生了角色游戏。游戏体现的是儿童与成人的关系，是成人生活的反映。[4]

维-列-鲁学派的最大特点在于高度强调游戏包括体育的教育意义和成人的引导作用。但它一方面忽略了灵长类动物的嬉戏与人类游戏之间的联系，同时也低估了儿童自身生活和体育游戏自身的价值。

[1] 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509－510

[2] 普列汉诺夫，没有地址的信——艺术与社会生活，第36一86页

[3] 杭州大学心理学系，儿童心理学研究资料(内部资料)[Ｚ]，1992；杭州大学心理学系，特殊教育丛书[Ｚ]，浙江教育出版社，1994.

[4] 华爱华，儿童游戏理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66

e) 游戏的本质就是游戏自身

○     游戏是以往各种游戏意义的集合

伽达默尔和维特根斯坦消解了游戏中理性的即人的主体地位，进而把游戏扩大为人的行为本质。维特根斯坦(Ludwing Wittgenstein，1889～1951)彻底地否定了理性主体认识游戏本质的可能，在他看来，游戏仅仅具有存在的意义。他认为通常称为游戏的那些活动是多种多样的，不存在着什么共同的本质特征。不过，他们彼此又确实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相互关联，因而形成了一个大的、彼此相似的游戏家族，这种相似性被维氏称为家族相似性。但这种相似并不意味着性质或成分的相同，因为并不存在着什么共同具有的东西。所以游戏概念并不是一个得到明确界定的概念。那么，什么算游戏、什么不算游戏呢？在维氏看来，游戏就是我们所听说过的、可以列举的那些游戏，而且或许还包括按照相似性原则构造出的那些游戏。因此，游戏的概念只能是以往各种意义的集合，是一个无穷的意义生成过程，众多游戏概念本身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语境中人们对游戏的认识和理解过程，这个游戏概念的集合永远无法实际地构成。然而维特根斯坦没有告诉我们：“游戏”的相似性与其他事物例如各种劳动行为、战争行为等不同类型人类行为内部的相似性有什么区别？各种游戏之间的这种家族相似性能否被认知或言说？

○     游戏是人类的存在方式

伽达默尔(Hans George Gadamer，1900-2002)认为：“游戏是一种本体存在形式，是本体的普遍存在状态，是人类的存在方式；人，作为本体，无论他喜欢还是不喜欢游戏，他都生活在游戏的生活之中。”游戏的主体是游戏，是游戏在游戏着，游戏者只是游戏的暂时性中介和参加者而已；游戏者在游戏中忘却自身，体验到轻松的自由感。“游戏的魅力，游戏所表现的迷惑力，正在于游戏超越游戏者而成为主宰”。[1]在这里，游戏者在自由的活动中以体验的方式展现了某种意义，这种意义不是表现给他自己的，而是表现给一个他者；没有他者游戏表现的意义就没有得到显现，游戏的意义实际上就没存在过，它没有进入公共领域。因为，“通向观众的公在共同构成了游戏的封闭性。只有观众才实现了游戏作为游戏的东西”，“这就是把游戏规定为一种主动性过程的重要性所在”。[2]一句话，游戏是“被看”的独立存在。赫伊津哈所说的游戏的封闭性被伽达默尔理解为自为性意义上的封闭性。

在伽达默尔看来，第一，游戏没有一个使自身中止的目的，而只是在不断的重复中更新自身，游戏具有一种相对于游戏者之意识的优先性。第二，游戏的存在方式就是自我表现，而自我表现是自然的普遍的存在状态。“儿童是自为地游戏，尽管他们进行表现活动；”“游戏是一种自行运动，它并不通过运动来谋求目的和目标，而是作为运动的运动。”[3]

伽达默尔以球赛为例说明游戏是一种主动性和被动性相兼的过程。在观赏者球迷那里，游戏好像被提升到了它的理想境界。也就是说，只有观众的参与才使游戏获得它的完满意义。这样，球赛在作为观赏游戏时就发生了一种转变，这种转变使观众成了游戏者：只有在为观赏者而不是为游戏者、在观赏中而不是在游戏中，游戏才真正显示出游戏的意义。游戏自身(如足球)蕴涵着的某种意义内容期待着被理解，而且也必须被理解，这样，观众就具有了一种优势。假如一群不懂足球并且毫无兴致的人观看足球，游戏者和观众双方都会索然无味，游戏的内容和意义便会与游戏者的行为脱离，游戏者和观赏者的区别就从根本上被取消了。因此，球员和观众都有一个共同的要求：玩出意义来，即表现出游戏本身的意义。

伽达默尔通过游戏本体论的建立，试图说明意义是通过人们对游戏的参与而不断地彰显的；从主观的意义上去游戏不是真正的游戏，从主观的意义上寻找方法也是徒劳的。[4]伽达默尔的失误在于他不是从具体的生命实践和活生生的事实出发去认识事物，而是把思维的抽象当作了事实本身。他把游戏活动中普遍存在的游戏者“往返重复运动”的特征，从游戏者的行为中抽象出来，并把它看作可以脱离游戏者而独立存在的游戏之本体。这样，游戏者的存在便被“抽象”掉了，从而把游戏者对游戏活动的现实性存在的决定性关系颠倒过来，导致了仿佛真的可以有一个脱离了游戏者而自在地存在着的“游戏本身”的虚幻假象。[5]

从上述对游戏的不同描述中可以看出：每一种理论都在一定程度或特定角度揭示了游戏（亦即体育sport）的某些本质，但彼此间对游戏本质认识理解的差异非常之大，因而对“体育（sport）的本质是游戏”这个命题的实际含义的理解也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异。

[1]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137

[2]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141

[3]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141

[4] 史风华，试论伽达默尔游戏概念的意义，河南社会科学，2000/2

[5] 董志强，析伽达默尔的游戏观—兼论游戏的本质，学术月刊，2002(12)

c ) 游戏是人类社会本质的体现

赫伊津哈被认为是在游戏理论方面建树最大的学者，他一反西方在人性理解上的理性主义传统，提出了人是游戏者的命题，对现代文明做了颇具争议性的批评。“由于我们的论旨是游戏与文化的关系，所以我们无需涉及游戏的一切可能形式，而只局限于它的社会表现。我们可以把这些社会表现称作游戏的高级形式。”赫伊津哈认为：对于游戏这种复杂的生命现象，很难“从逻辑上、生物学上或美学上加以准确界定。”因而只能“描述游戏的主要特征。”[1]这里表现出维特根斯坦哲学的某些影响。赫伊津哈根据游戏的特征给游戏下了一个定义：游戏是在某一固定时空中进行的自愿活动或事业，依照自觉接受并完全遵从的规则；有其自身的目的，[2]并伴以紧张、愉悦的感受和“有别于”“平常生活”的意识。[3]赫伊津哈从活动的目的、规则、时空特征以及主体感受和态度等方面对游戏作了较为全面的说明。把他描述现象学式的定义转换为逻辑性的科学式定义，赫伊津哈的一般游戏概念即：游戏是活动者以活动自身为内在目的因而自愿进行、并在自愿意义上自由的虚拟性和非实利性的生命活动，或进一步概括为：游戏是以活动自身为内在目的的活动。

赫伊津哈讨论的游戏主要是西方称之为game的社会性游戏，因而，他的游戏理论实际上主要是game theory，而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play theory。赫伊津哈的游戏论也可以简称为“内在目的”论。他的游戏概念无论在内涵上还是外延上都存在一定的模糊性，把游戏活动本身等同于目的也包含着逻辑错误，相对于作为内在目的的相对静止的稳定状态，活动上只能是手段而不可能是目的自身。[4]

d) 游戏是人类认知和思维的形式

○ 游戏是认知发展的形式

认知发展学派创始人、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Jean Piaget，1896－1980)认为：许多理论不能正确地解释游戏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于这些理论都把游戏视为孤立的机能或活动。因此，皮亚杰把游戏看做是认知发展的一种方式，认为游戏是思维活动的一种表现，是对同化与顺化的动态平衡过程的一种适应。

皮亚杰借用生物学的同化和顺应两个概念来说明有机体的生命行为。“同化就是把外界元素事例于一个正在形成或已经形成的结构。”“顺应就是同化性的格式或结构爱到它所同化的元素的影响而发生的改变。”适应就是同化与顺化的平衡。儿童早期由于认知结构发展不成熟，常常不能够保持同化与顺应之间的协调或平衡。当同化大于顺应时，主体完全不考虑事物的客观特性，只是为了满足自我的愿望与需要去改造现实，其行为表现出游戏的特点；当顺应的作用大于同化时，表现为主体忠实地重复范型动作即模仿。游戏和模仿分别表现出自律和他律的特征。但在游戏或模仿中儿童并不发展新的认知结构，而是努力使自己的经验适合于当前存在的结构。同化与顺应平衡时才表现出智力活动的特征。

皮亚杰认为游戏对儿童的认知发展有重要作用，尽管儿童游戏时不能发展新的技能，但他们练习并巩固了新获得的技能，因为新获得的技能如果得不到练习和巩固就会很快失去。皮亚杰把游戏分为练习性游戏、象征性游戏和规则游戏三类，分别与认知发展的感知运动阶段（0－2岁）、前运算阶段（2－7岁）和具体运算阶段（7－12岁）的认知活动相对应。

皮亚杰同时把游戏视为“认知的兴趣和情感的兴趣之间的一个缓冲区域。”他把模仿从一般游戏中独立出来，认为只有模仿才产生新知。模仿的内化产生了智慧，智慧的外化表现为游戏，游戏调节了智慧和情感之间的矛盾从而促进了情感的发展。在这一点上，皮亚杰的理论受弗罗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很深。

与皮亚杰强调游戏如何促进儿童发展不同，布鲁纳(Bruner，1915～ )认为游戏本身的意义比游戏的结果更重要，游戏通过增加行为的可选数量来促进儿童的可塑性发展。在游戏中儿童不必担心某一目标是否能实现，这样他们就可以尝试很多新的、不常有的行为方式。一旦儿童在游戏中探索过了这些新的行为方式，他们就可以用它们来解决实际问题，并且日趋完善。因此，游戏为探索可能的不同解决办法提供了机会，这样可以保护儿童避免承担实际生活行为可能的某些后果，并避免某些由于不成熟而犯的错误。布鲁纳认为，这表明在人类发展和演化过程中，未成年时的游戏发挥着灵活应对环境变化的作用。这就是延迟儿童承担成熟后可能承担的后果的价值所在。

早期布鲁纳强调游戏的区分功能和完善功能，后期布鲁纳更强调思维的叙述模式。布鲁纳将知识和理解力分别叫做解释性智力和叙述性智力。前者是指组织经验、逻辑、分析和问题解决策略，后者则指探寻意义、重构经验和想象。他认为皮亚杰理论充分揭示了智力的解释性功能，但却忽视了叙述性功能。布鲁纳试图通过强调叙述性理解的重要性，来修正智力理论的这一不平衡状态。他认为，在人类选择怎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有意要获得的和已储存于意识中的知识的过程中，游戏与智力的叙述模式有关键性的联系。

○ 游戏是一种元交际形式

贝特森(Gregory Bateson) 试图运用人类学和信息理论来揭示游戏的意义与其中信息交流过程的实质。贝特森认为，人类的交际包含两种类型：一种是意义明确的言语交际，另一种是意义含蓄的交际，即元交际。元交际是一种抽象水平的交际，依赖于交际双方的关系以及对于所传递信号的“言外之意”或“不言之意” 的辨识和理解。例如，游戏行为的含义与现实行为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当儿童玩打仗游戏时，打一拳所代表的是与实际上的“揍”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意义。在这样的游戏开始之前，儿童必须要建立一个游戏“框架”，或者要对其他小朋友解释一下，好让别人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是游戏，而不是真的。儿童通常在嬉笑中就建立起了这样的框架。如果游戏框架没有建立起来，其他的小朋友就会将嘲笑或拳脚当真而给予相应的回击。儿童在游戏的过程中学会了同时在两种水平上操纵思维。一种水平是要进入自己在游戏中扮演的角色并专注于假想游戏中物体和行为的含义；同时，他们还要意识到他们自己的真实身份、其他玩伴的真实身份和在真实生活中这些游戏中所使用的物体与行为的真实含义。

贝特森的理论促使人们对研究游戏在交际方面的作用产生了兴趣，例如，心理学者加尔维(Garvey， 1977)考察了儿童在游戏中搭游戏框架、发展游戏、制定游戏术语和还原现实生活的过程。这一研究使人们发现，在儿童进行社会性想象游戏时，他们一直会在假定角色和自己的真实身份之间来回转换。如果在假想游戏中出现了问题，儿童常常会“打破框架”并还原他们的真实身份来解决问题。

贝特森认为游戏并非产生于真空之中，作为游戏本身的游戏脚本总是受到背景的影响，这一背景就是游戏发生时周围的事物。当考虑到背景时，我们就可以看到孩子们的社会地位是怎样影响着他们的游戏的。例如，班里年龄最小的学生在游戏中常常装作小宝宝，而其他的孩子扮演的角色都比他大。

游戏作为一种元交际是通向人类文化和表征世界的途径和必要的技能，是组成人类文化的现实与基础。贝特森的游戏元交际理论从游戏的内在心理过程着手来挖掘游戏本身的价值，打破了把游戏看作是发展其他重要的、有价值的品质和技能的工具或手段的传统观念，认为游戏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它不仅在文明的进化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而且它本身就是进入人类的文化和表征世界的途径和必需的技能。所以，这一理论开阔了人们游戏研究的新视野，对后来的研究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5]

○  游戏是认知转换

布鲁纳的理论和萨顿－史密斯的理论，都与格鲁斯的预演理论有关，即它们都认为游戏让孩子对成人生活做好了准备。但是，布里安·萨顿-史密斯(Brian Sutton- Smith)认为儿童这样做是由于发展了灵活性，或者保存了灵活性发展的潜在可能，而不是由于练习了具体的技能。萨顿－史密斯早期用这种解释来说明适应性的潜在发展。他认为在儿童游戏中发生的象征转换（例如，把一根木棒当作一匹马）帮助儿童发展了认知中的象征转换，因而提高了儿童头脑的灵活性。这些假装的转换使儿童打破了常规思维联结，并将各种想法以新的、不常用的方式联结在一起。这些转换增加了儿童头脑中储存的创造性想法和各种联结方式，这对儿童在后来适应环境能力的发展非常有用。适应性的潜在发展的意思是游戏激活了可能性——也就是说，游戏的结果是使儿童能考虑到更多的可选方案或替代方法，并使儿童能够很好地驾驭不断增强的灵活性。

萨顿－史密斯在1998年提出了一个新的游戏理论，叫做适应性变化能力。他对游戏和进化做了对比，提出游戏的变化在人类发展中的作用至关重要。由于人们不能在急剧变化的环境中预见未来，所以人们也不能预见在未来环境中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因此，对于正在发展中的儿童（或涉及到的其他物种）来说，适应的潜能所要求的并不是精确的适应性（那只会导致刻板的行为和反应方式），而是行为上更大的灵活性，否则就会发展成为一个“乖僻的，脆弱的，没有预见性的人”。游戏对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是因为它能够保证儿童广泛的适应潜能的发展。现代神经科学的研究表明，适应潜能在人类大脑发展的早期就建立起来了。萨顿-史密斯说：“由于大脑在最初状态下具有很大的潜能，所以……在大脑发展的早期，游戏的功能是……帮助大脑把潜能变为现实……在大脑和行为中保存有更多的潜藏在那里的可变性。没有游戏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可变性被保存下来。”

[1] [荷]赫伊津哈，游戏的人，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9

[2] “目的”一词原译文为目标，不妥。

[3] [荷]赫伊津哈，游戏的人，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30。该书另一个译本为胡伊青加，人：游戏者，成穷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周爱光教授在他的论著中根据日文本译为豪伊津格。

[4] 董虫草，胡伊青加的游戏理论，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5] 袁贵仁，中国教师新百科(幼儿教育卷)，

2008年8月24日，北京“鸟巢”上空熊熊燃烧了16天的火炬熄灭了，第29届奥运会画上了近于完美的句号。

这届奥运会创下奥林匹克运动会历史上的多项第一：

参加奥运会的地区和国家数为历届奥运会之最；

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人数为历届奥运会之最；

收看赛事实况的观众总人数第一；

在一届奥运会的田径、游戏比赛中破世界纪录最多；

第一次有多位身患绝症的或肢残运动员参加过去只有健全人参加的夏季奥运会； 

在获得金牌的代表团数与上届持平的同时，55个(28届56、27届51、26届53)；获得金牌或银牌的代表团达到创纪录的75(67、66、67)，获得奖牌的代表团达86个(74、80、79)，为历届奥运会之最；发展中国家的风头第一次盖过了发达国家：中国以49枚金牌第一次雄踞奥运会金牌榜首，牙买加第一次在短跑领域全面超越美国……

对于中国人而言，北京奥运会具有更深刻的历史意义：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北京奥运会都可以被视为现代中国的成年礼。

在101年前的10月24日，当时任南开中学校长的张伯苓在天津第五届学校联合运动会举行颁奖仪式上，激情洋溢地介绍了1906年在雅典举行奥林匹克复兴10周年运动会，并提出了中国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的可能性。天津青年会的美国籍干事饶柏森在第二年的一篇文章中，把张伯苓的想法概括为三个问题：

中国什么时候能够派出一名运动员参加奥运会？

中国什么时候能够派出一队运动员参加奥运会？

什么时候能够让奥运会在中国举办？

张伯苓提出参加和奥运会的时候，中国刚刚被迫打开国门并且走上现代化之路，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中国人的思维，都还停留在农业社会时期。虎门滩头和甲午海上的炮火，谭嗣同的鲜血和孙中山的呼吁，义和团的刀枪和颐和园的浓烟……，都没能让大多数中国人从华夷之辨、三纲五常、天地君亲师之类幻想中清醒过来。

然而，为了这个奥林匹克之梦，在一百多年前中国的许多城市里陆续出现的的城市运动会、省运动会、在华外国人举办的万国运动会，后来的全国运动会和远东运动会……，以一种空前的规模和全新的方式告诉中国人：这是一种新生活。这里不仅有胜利、荣耀，还有中国人所不了解的种种新规则：彼此平等而不分等级，服从规则而不是服从权贵，而规则由大家协商制订……。

在诸如此类的社会变革过程中，昔日的帝国子民逐渐变成了共和国的国民，融入国际社会成为中国社会变革的巨大动力。

一百多年来为摆脱挨打挨饿处境的艰难历程给国人留下了过于深刻的记忆，它始终是国人追求富强的强大动力，但也造成了许多难以消除的心理阴影：追求一切能显示和满足虚荣心的象征性事物甚至不顾一切，为了掩饰弱者心态而一味沉溺在昔日的辉煌之中，听到一点批评就会联想起八国联军的铁蹄，哪怕是别人的客气话也可能让国人沾沾自喜，傲慢偏见与虚心学习并存，人治与法治齣齬……。这一切都投射到运动场上。在20世纪，中国体育承载了中华民族太多的期盼。

在2008年夏天，这一切似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为中国运动员的胜利欢呼的同时，中国人也为各国运动员的成功欣喜；在惊叹冠军们精彩表演的同时，也为那些“高龄”或病残运动员的精神感到钦佩；郞平的胜利、刘翔的退赛和杜丽第一天的失败，与金昶伯、尤纳斯等外籍教练带领中国运动员取得胜利一样为中国人所理解；九万人为飞人博尔特齐唱生日歌，九万人为没有中国运动员的田径比赛守候到深夜；前所未有的众多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来到北京，前所未有的众多新闻记者来到中国；尽管开幕前有对于北京奥运会的种种批评和不信任，但北京兑现了它对世界的承诺……

这一切告诉我们：中国人成熟了，中国成熟了。中国人开始以一种平和的心态看待体育比赛，以一种更加开放的心态面对世界。在摆脱了挨打和挨饿之后，中国人开始学会坦然地面对“挨骂”，体育也开始回归游戏的本质，奥林匹克和平、友谊、进步的精神也开始彰显，——虽然政治、金钱……还会力图去影响或控制它。

在实现现代化和更深地融入世界生活的路上，我们还有更长的路要走，还需要克服更多的困难，也许还会有曲折和挫折，但是，在如何选择未来的道路和与世界交往的问题上，不再幼稚，不再冲动，不再犹豫，不再迷茫。开放、自信、宽容、坚定，这就是走向成熟的中国人。

2008奥运会——现代中国的成年礼。

2008奥运会的终场锣声未响，中国队已经收获了46块金牌。这是中国人首次在与各国在体力的直接对抗中拔得头筹。其中，女子27块，男子24块，初步改变了长期以来中国体坛“阴盛阳衰”的局面。

无论内外对获得这些金牌的方式有些什么看法，它们总是体育健儿们血汗和青春的结晶，它们也凝聚着全国人民的期盼，象征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奥林匹克竞技场上，目的就是“更高更快高强”。我们想要这个第一，我们做到了。所以，我理应高兴，我想高兴，也没有理由不高兴。

可是，我就是无法让自己高兴起来。因为，当想到中国青少年连续近30年体质下降，我无法让自己高兴起来。从摆脱“文革”噩梦以来，我们就明确地把“普及”与“提高”、实即群体体育与竞技体育作为国家体育的两个目标。后一个目标从中国进入奥运会金牌总数前三名开始，就可以算实现了，但前一个目标我们努力了30年，情况却并不但没有明显改善，反而在继续恶化。去年由钟南山等院士就青少年健康问题致信胡锦涛而最终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7号文件，但似乎仍然难逃“雷声大雨点小”覆辙，至今收效甚微。“心想事成"和"心想事难成”，反差实在太大，令人感慨万千……

诚然，“增加人民体质”比提高竞技运动水平涉及到的问题和因素要复杂得多，困难得多。因为，前者涉及到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而后者基本上只需要充分发挥在国家体育总局指导下的举国体制的作用就可以实现。

但愿各级相关政府机构和社会各方面——媒体、校长、老师、家长……，都象体育总局对竞技体育那样认真对待青少年健康问题，则孩子们幸甚，民族幸甚，国家幸甚。——当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更是责无旁贷。

本为以为奥运会奥运会已经临近尾声，再来写对开幕式的观感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然而，看着媒体上几乎清一色的赞颂言辞，什么好评如潮、赞不绝口……，有些话的反倒越来越觉得非说不可了。 开幕式当天我是在渭南一间小旅店房间内的电视上看的。正式表演开幕式十来分钟，我就忍不住给几位朋友发了个短信：一堆凌乱的中国元素和肤浅的内容，颇有创意的表现手法和技术创新，加上典型的张式大场面……。本想边看边写点什么的，因为旅店没有上网条件写了也无法上传，于是也就没有了写的冲动。耐着性子看完了开幕式，最初的印象基本没有改变，只是觉得从对中国元素的表现上而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表现(文房四宝、四大发明、寓意中国历史长卷的画轴……)远远优于对现代中国文化的表现。 不幸的是：当初选定张导执导开幕式之时就已经注定了这样的结果。老谋子作为“国际名导”的声誉，基本上是靠他前期的作品获得的，至今能够给人们留下记忆、将来能在中国或世界电影史上占一席之地的，恐怕还是只有《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等几部自揭疮疤的作品，后期的影片尽管继承了他善于运用大色块和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特色，但已经没有了令人深思、反省的深刻内容，甚至也没有了故事和人物，留给人们的只有一声叹息：老谋子江郞才尽、创作力枯竭了。在2008奥运会的开幕式上，老谋子在向世人展示一系列闪光的中国元素、令人目瞪口呆的表现手法和大场面的强烈视觉冲击力的同时，也把他对于中国文化和体育的浅薄理解展现给了世界。 开幕式结束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张导自己阐述他的创作思路时坦承：他想反映的是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当代文化。然而，他反映的是中国文化么？ 诚然，没有人能够说开幕式反映的不是中国文化，因为没有一样不是中国元素，甚至连许多文化人也未必知道的缶也被搬了出来——只是至今为止，恐怕也没有几个人能看出或知道那个东西叫“缶”。但是，那些元素能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吗？且不说“四大发明”之说基本上是中国人自己给自己的封号，而且它们中的活字印刷和火药对世界文化的影响即使是在中国术界也受到广泛质疑，就算是“四大发明”真对世界历史产生过深远影响，或者再加上风筝木偶、戏剧舞蹈、国画书法……，它们是最值得介绍给世界的中国文化的代表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那些东西都是中国元素，而且也都闪烁着中华文明之光，但它们反映的毕竟是历史的中国；历史的中国的确会让老外们感到神奇、博大精深、充满奥秘，但这不过是一种好奇、猎奇之心而已。如果我们为此而沾沾自喜，从时髦的华丽服装下透出的，仍然不过是鲁迅笔下阿Q们“我们先前可阔多了”的心态而已。 “这是广场艺术……”，张导如是说。不知道张导为什么认为让小女孩放风筝就小气、而提线木偶就不小气，也不知道张导是不是说广场艺术就只能粗浅而不能深刻。且不说悉尼和巴塞罗那奥运会开幕式上对本国历史及民族精神的形象展示，雅典奥运会开幕式所表现的希腊人对于奥林匹克和生命的独特理解，也不知张导是否真看懂了。至少我们知道当年宁馨的现场解说是完全言不及义。在雅典奥运会开幕式表现中，希腊人形象地展示了他们从零碎到完整地认识人、进而通过体育娱神、娱人、娱已并完善自身的过程，生动演绎了2500年前刻在雅典帕特农神庙山墙上那句哲人的名言：人啊，认识你自己! 对比希腊，我们不得不承认：至少在对于历史和体育的理解上，中国文化还缺乏与西方文化对话的能力。不但是因为开幕式表演所展示的肤浅理解，而且是因为太多太多的国人居然为它喝采，太多太多的国人沉浸在外国朋友们或是出于猎奇或是出于礼貌的赞扬之中而洋洋得意。这样的开幕式的确可能空前绝后，因为很难有国家愿意花如此巨额的金钱来堆砌这样浩大的排场。 其实，开幕式中有作为中国文化核心元素的东西——和，可惜它被淹没在太多的虽然仍然闪光但未必是真金的中国元素之中，象早已被中国文化淘汰了近两千年的击缶表演之类——由于它的场面浩大而给人留下了太深的印象，对“和”的表现却过于浅薄以至于没有几个人去关注它。开幕式应该向全世界着力宣扬的，应该是对于保持人类与自然之和、人类社会之和以及人体自身之和的中国文化精髓。从古代的天人合一到今天的和谐社会，它传达出中国文化对环境、社会、对生命的独特理解，这才是作为“人文奥运”中可以用来与西方体育文化对话的东西。因为它们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人文精神、德国开始的宗教改革中形成的天职和平等观念、17-18世纪欧洲形成的科学精神、法国形成的人权和博爱思想、美国精神中的民主和进取……一样，才是具有普世价值的中国文化的核心。  老谋子给自己的团队打了满分——据说他给自己也打了满分。对他们团队的努力工作，本人也十分赞赏，但如果给他们工作的成果打分的话，我恐怕只能给他们70分：表现形式和技术创新可以给满分50分，但内容……，给20分只怕不会少了。 至于理由，那只有这样一句话：“老谋”未必有深算，“老谋”也未必能深算。

•  游戏是精力的恢复

针对过剩精力发泄游戏理论的内在矛盾，德国哲学家、心理学家莫里茨·拉扎鲁斯(Moritz Lazarus)提出了游戏是恢复精力的活动的理论。拉扎鲁斯认为：劳动会消耗人的精力和体力，因而人需要适度的休息和睡眠。但要完全恢复体力和精力，还必须使基于现实的工作产生的紧张感得到释放，而这只有通过游戏活动才有可能，游戏是养精蓄锐、恢复体力和精力的理想方式。

帕特里克(Patrick)扩展了拉扎鲁斯的理论。帕特里克认为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人类的劳动技能也越来越复杂，这种劳动需要后天的技能，它造成的精神压力远远超过对体力的消耗；要消除由紧张的工作造成的精神压力和疲劳，只有通过游戏来实现。

• 游戏是预演和复演

德国的生物学家格鲁斯(Karl Groos，1861-1946)提出了游戏“预演说”。他认为游戏是动物生存本能的练习，是由生物本能所驱动并作为生物本能的虚拟性表现的生命活动。只要生物体中的某种本能被激活，无论生物体是否处于生命力过剩状态，这种本能都会驱动生物体发生表现这种本能的游戏活动。生物体在发生游戏时，是“本能迫使他们活动，不仅在——如果用形象化的说法——一杯水外溢的时候，而且在杯子里几乎只有一滴水的时候。”[1]在讨论动物和人的游戏时，谷鲁斯提游戏不但没有减弱原始本能，反而加强了需要的本能。人类婴儿和动物先天都具有发育尚不完全的本能，这些本能对未来的生存非常重要。游戏为年幼物种提供了练习、完善这些重要技能的安全方式。游戏的目的就是练习并加强成年生活需要的技能。最能证明游戏是生存技能练习方式的例子是，小动物喜欢玩打斗游戏，格鲁斯认为这同样适用于人类。他认为，儿童在社会角色游戏中扮演爸爸妈妈，就是在演练成年生活需要的抚养孩子的技能。儿童游戏是其将来必须承担的更为成熟的活动的低级形式，儿童在游戏中本能地实践成年期必须用于谋生的基本技能。虽然每个儿童都有天赋的独立生存的可能性，但是这成熟的生存方式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必然先以不成熟的方式，在非正式的生存活动中进行实践。

美国心理学家霍尔(G. Stanley Hall， 1884～1924)把复演论扩展到儿童游戏中。他认为儿童复演了从动物到野蛮人再到部落成员的人类发展阶段。游戏是远古时代人类祖先的生活特征在儿童身上的复演。随着进化，人的许多原始的生存本能在现代人的生存方式中已经不再需要了，但人类的文化经验是可以遗传的，游戏中的所有态度和动作都是遗传下来的。这些原始本能在出生以后的最初阶段还存在，不同年龄的儿童复演祖先不同形式的本能活动，复演史前的人类祖先到现代人进化的各个发展阶段。如儿童爬树、摇树是重复类人猿在树上的活动；而玩打猎、捕鱼、搭房子则是重复原始人的活动等。所以游戏是个体再现了祖先行为，重演了人类进化的历史。通过游戏活动，这些原始的本能才逐渐减弱或消除，取而代之的是今天成年人才具备的那种较高级、较复杂的行为。在他看来，儿童游戏的发展阶段遵循了人类进化的顺序。所以，儿童爬树的活动(像我们的原始祖先)发生在群体游戏(族群)之前。儿童游戏的目的就是要在游戏中根除史前状态的动物残余，让个体摆脱原始的、以后成年生活中不再需要的本能动作，为当代复杂的活动做准备。例如打棒球之类的体育运动可以让儿童出去玩儿，同时减弱了儿童原始的打猎本能。

预演论和复演论都用生存本能来解释游戏行为，一个把游戏看成是对天赋生存本能的强化，一个把游戏看成是原始生存本能的弱化；一个把游戏看成是预演未来，一个把游戏看成是复演过去；预演那些在游戏中逐步增强的对未来生活有用的各种技能，复演过去那些已经或即将被淘汰的在幼稚的游戏行为。正是这种不断地复演过去，预演未来的一代代儿童游戏形式，勾画了一条人类社会从原始进入文明，从低级走向高级的发展轨迹。

19世纪的游戏理论基本上是主观思辨的产物，表现出生物进化论的强烈影响，偏重于从先天的、本能的、生物学的角度看待儿童的游戏，忽视游戏的社会本质。但它们或多或少地解释并说明了游戏这种人们见惯不惊而又令人迷惑不解的现象，对后人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们是人类第一次对游戏作出解释，许多观点影响至今，为现代游戏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b) 游戏是人类情感的体现

由于早期游戏理论主要是从生物学的角度观察游戏现象，未能真正揭示游戏的本质。单纯把游戏视为以机械的练习和运动来转移过多的能量、或紧张之余的放松、或锻炼以适应未来生活的要求、或满足未能满足的愿望等等，并不能解释游戏中的愉悦、欢快、专注等产生的机制。这些理论只能对小部分游戏行为作出解释，不能解释儿童游戏的全部行为。例如：剩余精力说并不能解释儿童为什么玩得精疲力竭还要游戏；按照游戏是为了放松的理论，成人工作越多游戏也应该越多，这明显与事实相悖；复演说不能解释儿童为什么喜欢玩一些在未来才可能出现的新奇玩具或游戏……。因此，20世纪中叶，人们转而从心理学中寻求对游戏本质的把握，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逐渐在游戏研究中占居了统治地位。

• 游戏是对本我与超我的协调

弗洛伊德（1856～1939）看到了工业文明和理性主义承诺的幻灭，转而从人的情欲寻求解脱之路。弗洛伊德的游戏理论建立在他本我-自我-超我的人格理论基础上。本我是指原始的自己，包含生存所需的基本欲望、冲动和生命力。本我的目标是求得个体的舒适，生存及繁殖。超我是人格结构中代表理想的部分，它是个体在成长过程中通过内化道德规范，内化社会及文化环境的价值观念而形成。自我是自己可意识到的执行思考、感觉、判断或记忆的部分，它遵循“现实原则”来协调本我与超我，以超我的境界来控制和把握本我，以达到自我的完善。

他认为游戏是人借助想象来替代性地满足自身欲望(即本我)的虚拟活动，[2]这种活动可以消除或缓解现实生活中“超我”与“本我”对立所带来的紧张和约束，为人们提供一种安全的途径来发泄情感，减少忧虑，发展自我力量，以实现现实生活中不能实现的冲动和欲望。他的游戏论可以概括为动机或目的上的“(欲望的)替代满足”说、手段上的“想象”论以及存在方式上的“虚拟”论。在弗洛伊德眼中，艺术包括体育都是人借助某种媒介来表现与接受某种精神内容的符号活动。他认为成人游戏与儿童游戏在动机、手段与存在方式上是基本一致的，只是在形态上儿童游戏通常表现为身心统一的活动，儿童内心的想象通常会直接表现为相应的身体活动；成人游戏则通常表现为纯粹精神性的活动——梦与幻想以及借助符号表现和接受梦与幻想的艺术活动，因为成人羞于像儿童那样通过身体活动直接表现自己内心的欲望。董虫草认为：弗洛伊德的虚拟论游戏论和相应的艺术游戏论在普适性上都是有问题的，不考虑活动的目的与手段之性质的虚拟论的游戏论的合理性是有限的：虚拟活动并不一定都是游戏——例如科学试验活动，游戏也不一定都是虚拟性的——例如以主体能力的自我实现为目的的现实的商业活动。[3]

弗洛伊德倾向于把自我视为消极因素，自我不断地受制于本我和超我，本我和超我的矛盾经常导致自我的挫败因而需要以某种方式去调节和平衡这种矛盾，游戏就是实现平衡的最佳途径。他的学生、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Erikson)则把自我视为积极的因素。他认为游戏是自我的一种机能，它能够帮助协调和整合生物性因素与社会性因素，从而促进自我的发展。因为游戏创造了一种典型的情景，在其中可以复活过去、表征与更新现在、预期未来。游戏的形式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人格的发展而不同，游戏帮助儿童人格从一个阶段转向另一个阶段发展。每一阶段都有自己的发展任务，如果发展的任务解决得好，就形成理想的人格；解决得不好，则形成与理想人格相反的另一种人格。游戏着的儿童不断进入掌握的新阶段。

弗洛伊德认为游戏具有宣泄敌意和报复冲动的功能，蒙尼格(Karl A Menninger) 发展了弗洛伊德的这一思想，他把攻击性看作是人的本能行为，认为人天生存在一种本能的攻击性驱力，此驱力不断寻求表现，在哪里被否定，就会在哪里形成病症。游戏正是发泄这种攻击性驱力的一个合法的、为社会所允许的途径。蒙尼格把游戏视为减少攻击性因素和减少自我惩罚因素的重要手段之一。

• 游戏是内在动机性的激活

传统的游戏理论偏重于从生物学角度分析游戏的驱动力，伯莱恩和艾利斯试图从神经生理和心理学的角度揭示游戏的驱力，他们的理论被称为唤醒调节理论。伯莱恩(Berlyne， 1960)将重点集中在了独自游戏者身上。这一理论认为，游戏的产生是由于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对保持一种最佳的唤醒水平的需要或欲望。外界刺激水平过强或过弱都会刺激中枢神经系统偏离最佳水平(伯莱恩称之为唤醒水平)，从而产生一个激活度。这将导致主体采取活动来降低或提高激活水平(唤醒水平)，从而使中枢神经系统回归最佳状态。这种活动就是游戏。例如，儿童初次看见滑梯，会产生很强的新鲜刺激，诱导他反复探究(玩)以降低刺激强度；而当他对滑梯已经非常熟悉时，滑梯这一刺激对他已经很弱，这时他会变换新的玩耍方式如倒滑、趴滑等，以提高刺激强度。伯莱恩称前者为“特定性探索”，后者为“多样性探索”。

艾利斯(M．J．Ellis， 1973)修正了伯莱恩的理论。艾利斯把厌倦看作是激活水平低于最佳状态，而把游戏看作是一种寻求刺激的活动，通过它可以将唤醒水平提高到最佳状态。游戏能够通过摆弄物体和以新的、不寻常的方式行动而增加刺激量。例如，如果儿童对于按照常规从斜面上滑下来厌倦了的话，他们就会沿着斜面走下来（或上去），或尝试许多他们能够想象得出来的不寻常的办法，这样来提高刺激水平。所以艾利斯认为，游戏是由低水平的唤醒而导致的可以产生刺激的主体自身引发的活动，而不是客观刺激引发的行为。伯莱恩和艾利斯倾向于把最佳唤醒水平理解为一条线，这条线的上下两端分别是探究和游戏的功能区域；赫特(C. Hutt)则把最佳唤醒水平理解为一个范围，这个范围是游戏的活动区域，并认为游戏是由认知性行为(相当于伯莱恩的特殊性探究)和嬉戏性行为(相当于伯莱恩的多样性探究)构成的活动，顺序是先认知，后嬉戏。费恩(Fein)不赞成机体的紧张感是由新异刺激引进的，机体本身也能引起不确定性并产生紧张感，导致对旧有潜在意义的探索，从而提高激活水平，带来不确定性的减弱和积极情感的产生。这也许有助于理解为什么体育、游戏能使人上瘾。[4]

[1] (俄)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379

[2] [奥]弗洛伊德.论创造力与无意识，孙凯详译.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42- 49

[3] 董虫草，西方艺术游戏论述评，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4] 华爱华，儿童游戏理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70

 二、             西方学者关于体育本质的论述

在印欧语系中，体育(Physical education)和竞技运动(sport)是严格区别开的，其本质也并不一样。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以身体活动(Physical exercise or activity)为手段。西方学术界关于体育(Physical education 和 sport)的两种本质理论，在中国都被作为是“体育”的本质而被混为一谈。但在介绍西方学术界有关体育本质问题的论述时，我们必须对Physical education 和 sport的本质分别加以区别。此外，西方语言(如英语)用来表达游戏的词主要有play和game。其中play泛指游戏，game主要指组织、有规则并通常具有竞争性的游戏。由于大多数体育活动具有game的这些特征，所以在本书中用game作为指代英语中各种游戏的总概念。

1.    体育(sport)的本质是游戏

西方学术界关于sport起源于游戏并带有游戏的本质属性的观点已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同。[1]例如，德国体育学者笛姆( K. Diem)认为，“从广义上来说竞技运动就是游戏，从狭义上来说竞技运动是有组织的身体性游戏。”[2]美国体育学者托马斯(C . E . Thomas)说：“竞技运动具有游戏的要素，但在规则、组织性和对结果的评价等方面超出了游戏的范畴。”[3]日本体育学者今村浩明主张，“竞技运动在广义上与游戏同义，在狭义上是游戏的诸形式之一。[4]1982年，西登托普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提出运动教育((Sport Education)理论时也指出：“假设对运动(sport)进行恰当的理解、合理的界定和适当的操作，那么它就是一种游戏(play)的形式；也就是说：运动的本质意思来源于游戏，而人类的基本活动产生了游戏。”[5]他指出：“在较为成熟的社会中，所有人强烈追求更加高级的或成人化的游戏活动(ludic activity)；也就是，一种成熟的运动文化代表着这种文化始终会朝向更有意义的方向演变。”[6]与此同时，在欧美有用sports指代所有体育活动的趋势，1975年《欧洲大众体育（Sport）宪章》将Sport定义为：包括竞技活动、野外活动、艺术活动和健身运动在内的最广义的身体活动。[7]国际竞技与体育联合会(IOSPE-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Sport and Physical Education)在《体育（Sport）宣言》中也明确写到：“Sport具有游戏性质，凡是包含自己和他人之间的运动竞争，或克服障碍的运动比赛，都是Sport”。[8]

那么，什么是游戏呢？

虽然游戏古已有之，亚里士多德就曾说过：“游戏似乎是一种休息，由于人们不能持续不断地工作，所以要休息。”[9]孔子也说过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10]但对游戏在哲学意义上的思考还是从18世纪时康德开始的。康德把游戏看作是(与被迫的劳动相对立的)自由活动：劳动是“有目的”的活动，游戏是“无目的”而“有意图”的活动，是内在目的性的并因而自由的生命活动；广义的游戏泛指一切内在目的性的活动，狭义的游戏则仅指以情感体验为内在目的的活动。康德把情感分为“快感”与“美感”两种，因此，狭义游戏又分为“快感游戏”和“美的游戏”：前者是以快感体验为目的的无形式的低级游戏，后者是以美感体验为目的的有形式的高级游戏。[11]康德所说的“快感的艺术’是有所外待的(需要依赖一定的外在刺激的)，也即不完全自由，因而并不是纯粹的游戏，而是兼具游戏性与非游戏性的复合活动。

由于康德没有以游戏为直接研究对象，因而他对游戏的探讨不够全面深入，他的游戏理论也不够完善。[12]特别是用来解释体育这种游戏时，更显出其不足。例如，游戏不仅是内在目的的，同时也是内在手段的生命活动，在活动中主体不必依赖于外在事物。

在康德之后，更多的哲学家、心理学家和教育家都对游戏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游戏研究成为一门显学，产生了最早的一批游戏理论，这些理论也被称为经典的游戏理论。大体说来，这些研究可以分为偏重人的生理、情感、认知三类。20世纪后半期后现代哲学兴起，又对游戏进行了全新的解析。

a) 游戏是人类生物本能的体现

• 游戏是过剩精力的消耗

作为一种生命的存在，人类的第一需求是维持个体和群体的生存。但游戏不但不能对维持人类生存产生直接的作用，反而会消耗精力，所以席勒(Joh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 1759～1805)和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都认为游戏是过剩精力的发泄。席勒把人分为持久不变的“人格”和变动不居的“状态”，“人格”与“状态”分立对峙：前者是人的绝对存在，产生了形式冲动，这种冲动要求恒定，要求无时无刻不保持人格。后者是人的物质存在，产生了感性冲动，这种冲动要求变化与实在化，要求一个切实的状态。形式冲动和感性冲动如果同时发生就相互结合成了一种新的冲动即游戏冲动。“如果动物活动的推动力是缺乏的(即为了满足最低要求。—译者注)，它就是在工作(原文是arbeiten，亦可译为‘劳动’。—译者注)；如果这种推动力是力的丰富，就是说，是剩余的生命刺激它行动，它就是在游戏。”人的想象，像他身体上的官能一样，具有它的自由的活动和物质的游戏。这种游戏，与形式全然无关，而是想象纯粹在自己的活力和自由无羁之中感到快乐。[13]

席勒将生命体的游戏分为两种：无理性的(感性)生物的“自然的游戏”和兼具感性与理性的人的“审美游戏”。“自然的游戏”是“无理性的生物”因生命力过剩而产生的对于生命力的自我表现活动，是一种在不受物质“需求的压迫”的意义上已然自由、但仍受“过剩(生命力)的压迫”因而又还不自由、从而在总体上不完全自由的生命活动。[14]“审美游戏”是兼具感性与理性的人以自身两种本性内在和谐的方式进行的、因而具有“审美自由”(因和谐而来的整体自由)的生命活动。[15]席勒的“审美游戏”实际上是指他心目中的人的理想或感性与理性的和谐统一状态，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游戏，他着重探讨的就是这种游戏。[16]体育在他看来属于自然的游戏。

席勒把愉悦视为游戏和审美的共同特征，愉悦的产生源于过剩精力的消耗，过剩精力的消耗又是人的“自由意志”的体现，游戏就是它的表现形式。席勒认为：人性的表现“在摆脱了动物状态的奴役作用的一切民族中问题一样的：对外观的喜悦，对装饰和游戏的爱好。” [17]游戏是原始生存需求被满足以后的过剩精力的产物，是力量和意志的自由表现。剩余精力越多，游戏就越多。低等动物或人类发展的初期用于维持生命的精力较多，剩余精力较少，所以没有游戏或很少游戏。高等动物或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用于维持生命的精力相对少，剩余的精力多，就有较多的游戏。当人的生命还被维持生存的劳动所支配时，人是不自由的；一旦部分精力集中注意在单纯外观并以此为乐，即脱离了实用目的的时候，人才具有了自由意志。“只有当人在充分意义上是人的时候，他才活动……；当人在游戏的时候，他才是完整的人。”“在人的一切状态中，正是游戏而且只有游戏才使人成为完全的人，使人的双重天性一下子发挥出来。”[18]

斯宾塞用进化论来解释游戏的发生，他说：“当我们上升为高等动物后，我们发现，时间与精力并没有完全被用于满足直接需求。由于每一个具有智力的生物都服从这一条规律，即当它的器官停止活动的间隙比通常时间长时，就变得格外易于活动。于是，当环境准许模仿时，对器官活动的模仿也就轻而易举地代替了真正的活动。于是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游戏—于是，至今为止无所表现的自能便趋向于多余而无用的活动。同时也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这些不必要的努力通过那些在动物生活中作用甚大的自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19]动物“不是从事真正的活动时乐意醉心于真正活动的表象。由此也就产生了各种游戏，……产生了使长期停滞不动的能力从事无益的练习的这种渴望。[20]

斯宾塞也从同样的立场来理解教育和体育。他按重要程度把人类生活划分为五种：直接保全自己的活动；间接保全自己的活动；抚养教育子女的活动；社会政治活动；闲暇爱好和情感活动。斯宾塞把直接关系到个人安全人，保全生命的活动放在人类生活的首位，主张把这类知识作为教育上最重要的内容。[21]“生命的科学尽管还是很粗浅，可是已经了解了一切有机体（包括人在内〕发育上的基些基本原理。现在所要作的，而我们将努力作到某种程度的，就是探求这些基本原理和儿童青年身体训练的关系。”[22]

[1] 周爱光，竞技运动概念的发展演变、本质属性及其划分的研究，体育学刊，1998年第4期

[2] 笛姆(Karl Diem)著，福冈孝行译。竞技运动的本质与基础，政法大学出版局，1974：31

[3] 托马斯(C. E. Thomas)著，大桥道雄等译.竞技运动哲学，不昧堂出版社，1992： 20

[4] 今村浩明，竞技运动文化与人类；影山健等编，国民竞技运动文化，大修馆出版社，1979：28

[5] (美）Siedentop，D. Sport education： A Retrospective； Journal of Teaching in Physical Education (H. W. Wilson-　EDUCE)； Jul 2002； Vol. 21，p.413， p.409

[6] Siedentop，D.. Physical education：　Introductory analysts，1976，3rd ed.，1980. Dubuque， IA： W. C. Brown

[7] 1975年，欧洲大众Sport宪章。

[8] 转引自高谊，关于体育概念与体育科学的辨析，体育学刊，2001年第1期

[9]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第10卷第6章)，苗力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224。

[10] 论语·述而

[11] [德]康德.判断力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49

[12] 董虫草，西方艺术游戏论述评，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13] [德]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范大灿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229。

[14] [德]席勒.美育书简，缪灵珠译，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二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120

[15] [德]席勒.美育书简，缪灵珠译，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二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163- 173

[16] 董虫草，西方艺术游戏论述评，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17] [德]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范大灿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229。

[18] [德]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范大灿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22。

[19] 蒋孔阳主编，十九世纪西方美学史(英法美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124

[20] 马奇主编，西方美学史资料选编(下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654

[21] 斯宾塞，教育论，胡毅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13

[22] 斯宾塞，教育论，胡毅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118

 人类有无穷无尽的好奇心，希望洞悉一切未知的奥秘。

为此，人类总是利用已有的认识，去试着分析和预测未知的事物。这通常是有效的，人类的很多知识就是这样获得的。

但是，在很多时候，这也常常会把人引入歧途。

例如，在北京奥运会之前，美国游泳运动员菲尔普斯将夺得8枚金牌的说法就已经广泛流传。泳坛奇才、澳大利亚的索普就曾语带讽刺地表示“不相信菲尔普斯能做到”。

可是，菲尔普斯做到了，他在8天里夺取了8枚金牌并在两届奥运会中夺得14枚金牌，超越了在一届奥运会上夺得7枚金牌和总共夺得9枚奥运金牌的美国飞鱼马克·施皮茨。正如菲尔普斯说：“有那么多人说这根本做不到。其实，需要的只是想象力。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1912年，美国人里宾克特以10秒6首次闯进男子百米跑的11秒大关。直到1968年，美国的辛尼斯才以9秒95第一个突破10秒大关。这引发了对人类奔跑极限的好奇心。利用对于运动生物力学、运动生理学、运动生物化学等学科的知识，科学家们一次次计算、预测着人类的百米极限：9秒90、9秒80、9秒70……。然而，人们一次又一次突破极限，今天，博尔特又让9秒69成为新的超越目标。当对手还在奋力追赶的时候，这个牙买加小将却已经兴高采烈地摊开双手开始欢庆胜利。8月20日，博尔特很可能还会创造200米跑的新纪录并以第二枚金牌作为献给自己22岁的生日。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菲尔普斯这样说，他的母亲也这样说。菲尔普斯童年时曾被确诊为多动症。母亲发现游泳可以令小菲尔普斯安静，便耐心地教他游泳。最终，她成就了儿子今天的奇迹。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封剑24年重出江湖的50岁剑坛女侠栾菊杰、努力40年得偿参加奥运会夙愿的美国58岁帆船手约翰-丹尼……，人们以不同的方式讲着同样的话。

 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然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只是“可能”未必意味着成功。两次痛失奥运会金牌的马修-埃蒙斯告诉人们：如果不能抓住机会或努力的方向错误，你就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在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上，埃蒙斯最后一枪打在了别人的靶上；在2008年奥运会上，埃蒙斯在最后一枪只需打6.7环的情况下，再次不可思议地以4．4环把金牌送给了中国选手邱健。

一切皆有可能，只要你不让成见束缚自己并且有足够的努力和耐心，当然。方向和方法也必须正确。

 3. 从哲学角度对体育本质的把握

鉴于从操作性定义入手无法把握体育的本质。[1]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转而采用哲学方法从体育本体和体育主、客体的相互关系来把握体育的本质。例如，李力研认为：“体育的本质就是人的自然化。”[2]张洪潭认为体育是“旨在强化体能的非生产性的人体活动。”[3]唐炎把体育定义为“以发展人的自然属性为目的的身体活动。”[4]吴光远认为“体育是人类通过身体练习(physical training)来改造自身身体、挑战身体极限的实践活动。”[5]易剑东认为：对作为物质属性的生理意义上的人体的改造是体育的本质目标所在，是一切体育功能和价值的前提和基础；对作为组织属性的社会意义上的人的角色等的改造、对作为精神属性的心理意义上的人的情绪等的改造是体育衍生的目标。[6]除了李力研之外，其他人都把“目的性”作为规定体育本质属性的种差，并且这些结论大多是简单判断，因而多少显得有些论证和论据不够充分。

学术界对体育本体问题迄今尚缺乏深入讨论。只有极少数人明确提出了体育本体问题，苏义明认为体育应当以“育”为本体，因为“体”本体只是反映人的生存问题，“育”本体则反映了人的存在的问题，而人的存在是一种“意向性”的存在。人们进行体育活动，不但是为了生存，更主要的是为了存在和发展。所以，就本质而言，体育是为了人的存在和发展而有意识进行的教育活动。[7]这实际上是对体育的教育本质论重新作出的哲学论证。

宋震昊对体育本体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他认为：体育的本体就是身体运动(physical activity)，就是说体育以身体运动本身为目的。[8]

杨文轩教授极少使用“体育本体”这个词，但他对体育本质的论述始终围绕着对体育本体的解析。他认为：人类从古到今的各类体育现象中同一的、普遍的、稳定的，且又是与其他的社会活动根本区别的体育的质的规定性是：有目的的以身体运动为基本手段促进身心健康发展的文化活动。[9]这里的“有目的”应是指外在目的即人类明确意识到的目的，而非生命活动所趋向状态的内在目的。如果对此处“目的”的理解不错，那么，对体育本质的这种界定恐怕只能用来界定文艺复兴以来的体育，因为在古代的体育现象中，人们很难找到“有目的的以身体运动为基本手段促进身心健康发展”的事实：古希腊人参加奥林匹克竞技是为了祭神，古代墨西哥斯科潘人用生胶球比赛是为了预测一年的天气或祈求丰收，中国古代有人“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为寿而已矣，此道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10]很难说他们已经形成了“有目的的以身体运动为基本手段促进身心健康发展”的意识。

从实践哲学角度比较完整地探讨体育本质问题的是许杰，他认为：体育是人的本质的展现和成因，体育的本质与人的本质密切相关，简言之，体育的本质就是“人化”。许杰认为体育的“人化”概念本质包含着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即人通过自己的创造物来展现或实现自身价值的过程；另一方面表现为把自己的生物躯体改造为真正的人的有机体，把外在的自然物改造为人的“无机身体”。这两个方面或过程是有机统一的。其统一的基础，就是现实的体育实践活动，其本质特点即是“人化”。因为第一，体育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只有通过实践，人才能创造体育，同时也只有在创造体育的现实实践过程中，人才能成为真正的、体育的人，体育是人类独有的一种生活方式。第二，体育是一个与自然相对的概念与范畴，体育作为人的创造物集中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第三，人是体育的主体，也是体育的目的。体育变化、发展的规律，首先就是人的活动的规律，人的本质和价值的实现是制定或评价体育发展状况的最高价值目标。第四，“体育”不仅是一种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静态结果，还是人化自然、人化世界的动态过程。体育既表现为外在体育现象，也表现为人内在的体育心理。体育的进步，就是人的本质内涵的充实和延展，它与人自身的完善和发展是统一的。许杰认为：体育的本质是人化，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它在对象化的过程中，必然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态，外化为各种不同的体育现象，体育的本质也由此体现在不同的层次或方面。[11]

许文触及到了体育本质问题的核心，但它在阐述对体育本质的理解时，主要是简单地直接从马克思关于“人化”及劳动对象化的概念出发引出结论，缺乏对体育的人化本质的内在基础、即决定体育本质的基本矛盾或关系的具体分析，同时，又借“从不同的层面对体育的本质作具体的规定，这是各个具体体育学科的任务”，回避了对体育本质特征及表现的论述。[12]

向家俊、袁旦等人试图从对体育行为中主体与客体关系的把握来阐明体育的本质。他们认为：体育就是主体以自身作为改造对象的实践；人体育实践的主、客体同一性以及其目的与手段的同一性，是它区别于人类一切其他实践最显著的特征。人在体育实践中具有主、客体的双重性。在人为满足自身享受、发展需要并以自身作为改造对象的实践中，就其手段而言，体育又是人们以自觉的身体运动创造价值的实践。换言之，它是一种身体文化现象。而在人类各种以自觉的身体运动创造价值的身体文化现象(如体育、舞蹈、杂技等)之中，体育又不同于其他各种。在一切其他身体文化活动中，人们以身体运动创造的价值或表达的意义，都是外在于身体运动本身的。唯有体育，它所创造的乃是身体运动本身内在的价值，人们从事体育就是为了追求身体运动本身给予人的快感和美感，以及自身运动的各种体验和对人的积极改造。[13]

与杨文轩等人的观点相似，向文把目的性(以自身作为改造对象)作为体育本质的规定。这个定义事实上同时排除了前工业化社会中的种种体育现象。尽管人们对古代社会中有没有体育还存在着许多分歧，但多数人还是用“体育”(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来描述古代社会中与今天体育类似的身体活动。

周西宽教授主张从分析各种体育具像入手，探求各种形式体育的共同特征：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看，体育不过是人们为适应自然环境和社会需要而自觉改造(完善、优化与开发)自我身心的行为；从主体与客体、动机与效果的关系来看，体育的主体与客体(对象)、动机与效果都统一于人的自身；从内容和形式来看，体育的基本内容和基本形式都统一于称做身体练习的人的自身运动。周先生认为这三点构成了体育区别于其他任何事物的特殊的本质。这个看法非常准确地指出了把握体育本质的关键。只是在概括这个本质的时候，他却受传统表述的影响，又把目的论或功能论的意思引进了对体育概念的定义：“体育是人类为适应自然和社会，以身体练习为基本手段而自觉地改善自我身心和开发自身潜能的社会实践活动。简而言之，体育是人类的自身运动为主要手段改造自我身心的行为或过程。”[14]

鉴于体育概念和体育本质问题上表现出的理论混乱，张庭华等人力图消解这个问题本身，认为没有必要、也不可能真正解决体育的概念及本质问题。他采用解释学方法，主张依据“家族相似性”原则和“历史因果”命名理论，用“体育”一词来指称体育界中的诸多事物。张庭华援引维特根斯坦哲学理论指出：事物本身根本不存在什么同一性、本质性的东西，相似性才是事物的本真状态；田径、体操、球类、奥林匹克运动会等游戏活动，也并非都是以娱乐为目的，也并非都具有对抗性或输赢，也并非都具有时空限制和固定而精确的规则，……换言之，游戏没有共同性的东西，它们之间不过是具有此一方面或彼一方面的相似，即“家族相似”而已。[15]正是由于它们之间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相似性，我们才用同一个名称去命名它们为“游戏”。[16]

因此，“体育”概念根本不存在什么绝对的、精确的意义标准，它的概念只能是以往各种意义的集合，并且这个集合也永远无法实际地构成。体育概念是一个无穷的意义生成过程，众多不断发展变化的体育概念，本身反映的正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在不同语境中人们对体育的认识过程和理解过程，也是体育意义的不断生成过程。“体育”概念的具体意义取决于语境，语境具有消除语词多义性和严格规定语词意义的能力。[17]

然而，这种理论没有告诉人们：人们使用“体育”一词时所依据的“家庭相似性”究竟是什么？能否把这种“家庭相似性”作为规定体育本质或定义体育概念的依据？

张翠华等也从现象学的视角试图消解对体育本质的讨论，他认为：探讨体育本质的目的不在于搞清体育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因为“体育本质”从言语构造上来讲就是对体育本初的质疑。体育的本初即就是体育本质内涵与外延的最终契合点。这种契合点只能想象，不可能达到。因为内涵与外延固然在某些时候可以重合，但外延的内容再丰富也不可能代替内涵。因此关于体育本质的讨论在今天不可能达成共识、将来也不可能达成共识。因为对体育本质的认识必须在体育本质的显现过程中通过每个人的内心体验去直接感受和体验它。人们通过有目的的对体育本质的创造、寻觅与思索，将真切体会到体育不光是健康的延伸，更是文化与品位的象征。[18]

但是，既然存在着“有目的的对体育本质的创造、寻觅与思索”，对体育本质的讨论就不会停止。事实上，张文自身也就是这种“对体育本质的创造、寻觅与思索”的产物。

之所以体育理论界长期对体育概念和体育本质问题众说纷纭，争论不休，龚正伟等认为主要基于三方面原因：认识和揭示体育本质的角度不同；中西文字的差异导致对体育的理解不同；下定义的方法有差异。[19]韩秋红认为体育概念争论之焦点是社会文化活动(现象)与教育过程之争，“身体的教育”与“通过身体的教育”之争；争论的实质是科学与人文的关系和身与心(形与神)的关系。[20]近三十年来对“体育”概念及体育本质的讨论表明：随着体育实践的发展和理论研究的深入，中文文献反映出的对体育本质的认识正在逐步扩展和深入，这必然对整个体育理论与实践产生深远的影响。

[1] 胡天玫，体育的本质：一个认识论基础，台北，台北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一期，321～340

[2] 李力研，野蛮的文明—体育的哲学宣言［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406.。按本书题目脱胎于毛泽东《体育之研究》一文的“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李认为这两句话是毛泽东对福泽喻吉“兽性主义”思想的发挥(见李著，毛泽东与他的“豪杰”体育，体育科学研究， 2002年 2期  )，实际上这句话是日本嘉纳治五郎说的，他1905年在留日学生湖南同乡会上作“支那之教育”的演讲时说了这句话。毛泽东应是在次年发表在湖南留日学生同乡会办的《湘报》的演讲全文中读到了这句话。(参见张玲，“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来历及其他，体育文化导刊，2006年第7期)。

[3] 张洪潭，体育基本理论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17；体育真义论，体育科学研究，2003(1) 

[4] 唐炎，宋会君，体育本质新论，天津学院学报，2004.(2)

[5] 吴光远，也谈体育的定义——与《体育和体育的功能与作用》一文作者商榷，体育文化导刊，2003. 7

[6] 易剑东，体育概念与体育功能论，体育文化导刊，2004(1)

[7] 苏义民，何维民，关于体育本质的思考，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8] 宋震昊，体育本体论(三)——体育的本体和哲学矛盾，南京体育学院学报，2006(4)

[9] 杨文轩 杨霆，体育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27

[10] 庄子·刻意

[11] 许杰、付明萍，论体育本质，安徽体育科技，1998年第4期

[12] 许杰、付明萍，论体育本质，安徽体育科技，1998年第4期

[13] 向家俊、袁旦，论体育的本质属性及其现代特征，四川三峡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

[14] 周西宽，体育基本理论教程，人民体育出版社，2004，34~35.

[15] 张庭华等，游戏：一种后哲学的阐释，体育文化导刊，2003.6

[16] 韩林合，维特根斯坦哲学之路，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P140~174

[17] 张庭华等，再论“体育”的概念问题——自然语言逻辑的哲学阐释，体育文化导刊，2004.(11)

[18] 张翠华，程卫波，体育本质的现象学思考，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05年3期

[19] 龚正伟、刘湘蓉，体育本质认识的分歧根源与真义求解，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5.(1)

[20] 韩秋红，关于体育概念之我见，湖北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2)

 当菲尔普斯在终点懊恼地扔掉漏水的游泳镜时，他也把200米蝶泳的世界纪录抛到了身后。这个“意外”并没有影响他的情绪，一个小时以后他再次投身泳池。在800米自由泳接力赛中他在自己那一棒的成绩几乎打破了一天前他刚刚创造的200米世界纪录，美国队也以超世界纪录五秒的优异成绩轻松夺冠。这是他在2008北京奥运会中获得的第五项冠军桂冠，也是他在奥运会中夺得的第9枚金牌，这使他成为了奥运会历史上夺得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菲尔普斯的成就让所有人目瞪口呆，三届奥运金牌得主帕布罗-莫拉雷斯说：“他简直就像是在重新书写伟大的定义，因为没有人之前能做到这样的事情。”也许莫拉雷斯这话还说早了一点，因为菲尔普斯还需要在剩下的比赛中夺取另外他参加的三项比赛的金牌，才能全面超越他的前辈、在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上夺得七枚金牌的美国游泳运动员的马克.施皮茨。然而，在赛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人们称赞菲尔普斯不可超越时，他却谦虚地说：会有人超过自己的。当本届奥运会的游泳比赛鸣金收兵之时，见证了泳池中令人目瞪口呆破纪录狂潮的水立方还将毫无悬念地见证另一个新的伟大历史时刻：菲尔普斯将史无前例地成为在一届奥运会上夺取金牌最多的体育英雄。这让人不仅想起他的同胞、国际体育哲学协会的创始人保罗·维斯教授的著名论断：运动员的主要精力并不是放在致力于压制其它人，而是在不断的尝试进一步去更好的与周遭现实相适应，通过这种“运动卓越”实现“自我完满”。

在北京奥运会上通过“运动卓越”实现“自我完满”的并不仅仅只有菲尔普斯一人：当菲尔普斯的同胞埃里克?尚蒂淡然面对癌症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