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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世界体育的发展与我国的全民健身计划(1996)

2006-10-22 00:42:29|  分类: 现代外国体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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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全民健身计划”提出以来,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人们纷纷称赞这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造福社会的宏伟工程。本文拟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国和世界体育发展的大背景出发,对全民健身计划产生的必然性及其发展趋势,作一些粗浅的探讨。

 

1  全民健身是世界体育发展的大趋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体育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战后初期,60-70年代,70年代末以来。
  在从1945-1957年这个阶段,由于法西斯势力的失败和美国影响的扩大,自然体育思想成为战后初期欧洲各国体育的主流。英、美式竞技运动取代了许多大陆国家体育中体操所占有的主要地位。同时,由于受战争的影响,战后各国青少年的体质都不同程度地有所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各国都通过增加各级学校体育课时、增加经费、实施体质测试标准制度等方式,加强了对体育的干预。1955年美国成立了总统青年体格健全委员会,之后有30个州设立了体格健全顾问委员会或指导委员会。瑞典建立了5000多处体育和娱乐俱乐部。英、法等国为解决兵源问题,也通过办体育夏令营、体育沙龙等形式,在青少年中大力提倡体育运动。东欧及亚洲各社会主义国家,一般都按照苏联模式建立了体委和集权化程度较高的体育体制。这种体制保证了国家对体育事务的全面管理,在运动基础较弱、经济水平不高的情况下,有利于更快地发展体育、特别是较快地提高竞技运动水平,保证劳动群众享有体育的权利。显然,这个时期各国体育的重点在整顿和发展学校体育,大众体育还未被特别注意;强调的主要是体育的教育功能和价值。体育思想的主流,则是自然体育思想(欧美)和主智主义体育理论(社会主义国家)。
  1957年,苏联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极大地震动了世界,欧美各国纷纷对教育和科学政策实行改革,并进而影响到体育领域。与此同时,战后国际政治和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为奥林匹克运动带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和巨大的挑战。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运动员参加奥运会,苏联、民德在以奥运会为中心的国际体坛的崛起,大大增强了奥林匹克运动在战后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因此,在从50年代末到70年代中这一阶段中,世界体育表现出在科学主义思想和技术论的影响下,注重发展竞技运动和体力教育的特点。60年代,联邦德国在文化部和内务部下成立了运动部,国会也成立了运动和奥林匹克运动特别委员会;在政府的支持下,德国奥委会从1961年起连续实施了两个推动大众体育发展的十年“黄金计划”。日本在1968年《学习指导要领》中规定:学校体育的目标,是促进学生体力发展,保持和增进学生健康,培养学生进行运动和劳动所需要的身体能力,以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①出于对提高竞技运动水平的重视,各国政府改变了过去一般不直接过问除学校体育以外的体育事务的作法,逐渐加强了对体育事务的干预。许多国家规定了体育节;从60年代到70年代,许多国家还颁布了一些体育法案。如加拿大国会在1961年通过的C-131法案,日本的“体育运动振兴法”(1961),法国的体育发展法案(马佐法案,1975)美国的“业余体育法”(1978)。这些法案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加强对体育运动的国家干预,以促进竞技运动水平的快速提高。体育思想的主流则是新行为主义和结构主义体育思想。
  到70年代初,各国已经相继进入经济稳定增长时期,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劳动强度和劳动时间反而下降了,各种由于营养过剩和运动不足而来的“文明病”的发病率不断上升,心血管疾病已经成为人类的第一大杀手,提高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1956年,法国、瑞士、波兰等11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赞助下对“闲暇时间”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引起了各国对公众闲暇生活问题的广泛注意。此后,各国对闲暇生活及体育运动在闲暇生活中的地位、作用的研究日益增多。在60年代末以后,休闲活动成为各国体育科学界的一个热点话题。1965年,林格兰德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会议上提出了“终身教育”的倡议,指出:教育是终身的事;教育应包含美育、智育、体育及职业技能等多样化的内容;学校教育应该为终身教育担任重要角色。②受此影响,美国出现了“终身运动基金会”一类组织。60年代末,苏联学者明确提出了终身体育的主张。1970年,欧洲娱乐会议发表了“休闲与娱乐宪章”。1975年,欧洲共同体通过了“大众体育宪章”,努力促进各国大众体育的发展,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197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了“政府间体育运动委员会”,主要任务是“促进大众体育的发展”;1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关于青少年体育的会议,确认了终身体育的普遍价值;1978年,教科文组织又通过了《国际体育运动宪章》,宣布“体育运动整个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生涯教育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国际奥委会也加强了体育与文化的联系,努力促进大众体育的发展。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说:“多年来国际奥委会给人的印象是只关心组织四年一度的奥运会,现在它参与了更广阔的领域。”③1985年,国际奥委会设立了“大众体育委员会”,并从1986年起开始举行两年一届的世界群众体育大会,1994年3月在乌拉圭举行的第五届世界群众体育大会,主题就是“群众体育与健康”。1993年6月,国际奥委会和世界卫生组织在洛桑签订了双方合作备忘录,指出“双方合作的核心,是全民体育和全民健身。”终身体育、休闲体育、快乐体育成为70年代中期以后占主流的体育思想。
  战后世界体育发展表明:大众体育的发展决不仅仅只是体育活动发展中一种量的变化,它意味着世界体育发展中一种质的变化,意味着社会在对体育功能、价值认识方面的新变化,并极大地影响了大众体育的发展。到1989年为止,已经有80多个国家公布了自己的大众体育发展计划,“终身体育”和“休闲体育”的思想已对世界体育发生了越来越广泛和深刻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为提高国民健康水平的努力在许多国家中进一步发展成为有目标、有计划的“健康体能促进计划”。这种计划大多由企业根据国家或权威体育组织的全国性体育计划而独立制定并实施。例如,在排名前500家的美国大公司中,有300多家在推行各种各样的工作场所健康促进计划,并且排名越靠前的公司,实施的计划内容也越多。④联邦德国以立法的形式,要求所有有坐式工作员工的公司,必须在工作场所内提供身体活动空间。⑤美国的一项调查显示:在职工身上每花一元健康促进费用,公司因职工健康改善使生产效率提高而可获利润1•24-8•33元。⑥日本的许多企业已将健康体能促进的活动列入企业管理体系中,在企业内部建立起了一整套制度。定期对全体员工进行体能测定,并据此决定对职工的升迁聘退等。
  这种促进国民自觉进行的以自我身心保健为目的的健康保护及促进活动,显然已不同于以往仅靠国家法令而施行的体育和健康管理措施,而代表着国际上大众体育发展的新趋势。在我国台湾,也已从80年代起开展了健康体能促进活动,并把2000年定为实施全民健康的目标年,而且把“国民健康体能之测定与推广”列为国民保健六年计划的目标之一。

 

2  全民健身是我国体育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要求

  四十多年来,我国体育曾经发生过三次较大的调整:
  从新中国成立以后直到1952年赫尔辛基第15届奥运会之前,努力推进群众体育的普及和经常化实际上是中国体育唯一的任务。在群众中“普及”体育是这个时期中国体育的基本取向。
  参加15届奥运会前后中国体育的一系列变化,以及国家体委的成立,是新中国体育的第一次大调整。从此以后,在参加国际体育活动、争取优异成绩,为提高国家的国际地位服务这一思想引导下,竞技体育已经开始成为大体育中一个相对独立的部分,成为中国体育走向世界的主要载体。但在“文化大革命”前,竞技运动与群众体育二者的关系是比较协调的,可以说是相互促进的。体育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应有的巨大贡献。
  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拉大了我国体育尤其是竞技运动的发展水平与世界体育的差距。因此,1979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纪要和1980年中共中央批复同意的国家体委《关于加速提高体育运动技术水平的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中都提出:“省一级体委继续在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前提下,侧重抓提高。既要积极地开展群众体育运动,有效地增强体质,使广大人民精力充沛地为四化做贡献,又要花大力气把运动水平迅速搞上去。”⑦这是在全党全国工作重点转移的大背景下,我国体育工作的又一次战略性大转移,也是中国体育奥运战略最终形成的主要标志。这是当时各方面形势的需要,也是大多数人的希望。但在实践上,如何协调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二者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
  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15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经有了极大的增强。今天,深入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建设的发展,要求我们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搞好企业制度改革,完成社会结构由行政结构向法人结构的转换,这就把提高劳动者整体素质的问题历史地提到了全社会的面前。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的:“科技进步、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从根本上说取决于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培养大批人才。”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包括思想文化素质和身体、心理素质,促进群众体育、进一步增强国民体质的问题,就被空前突出地提到了体育界和全国人民面前。
  全民健身计划的产生,就是适应社会发展对体育的新需要、改变抓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中一手硬、一手软状况的产物。这是中国体育的第三次重大调整。它意味着中国体育之船有了一只精度更高的新罗盘,以便把航向校正得更加精确,保证中国体育之船能在21世纪中航行得更加迅速、平稳,并且保持与整个船队的整齐队形。

 

3  全民健身是对群众体育的继承和发展

  全民健身计划既是对我国群众体育工作经验的全面总结,也是新形势下对群众体育的发展。
  几十年来,我们在群众体育工作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以十六字原则为核心的一整套工作方法。在《全民健身计划纲要》草案第二十四条中,明确规定:“要遵循因人、因地、因时制宜和业余、自愿、小型、多样、文明的原则,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从实际出发,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分级管理,突出重点。”这是对我国群众体育工作经验的全面总结,也是在新形势下开展群众体育的新发展。
  全民健身计划在哪些方面对我国群众体育理论与实践有所发展呢?
  第一、《计划纲要》在充分肯定群众体育工作十六字原则的同时,又增加了“文明”的原则。这就使体育超越了作为强身健体工具和作为振奋民族精神、为国争光工具的作用,而突出了体育必须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培养健康的闲暇生活方式的意义。必须承认:我国群众对闲暇生活的观念从总体上讲还是比较落后的,一些消极的甚至是不健康的休闲方式,在部分群众中还有相当大的市场。因此,在开展群众体育活动中提出必须遵循“文明”的原则,有着巨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第二、在对群众体育性质的认识方面,也有新发展。长期以来,我们把群众体育单纯视为一种福利,国家、企业全面包揽,养成了部分群众的依赖习惯和依赖心理,群众体育自我生存和发展的动力不足。在《计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建立生活化、产业化的全民健身体系,初步形成国家、社会、个人三者有机结合,单位、社区、家庭共同发展的全民健身新格局,要使体育消费额逐步加大等。这些都从不同的侧面表明了这样一个思想:体育是一种生活消费,国家、社会固然有义务为公民的健康和体育生活尽可能提供必要的条件,公民自己也必须树立这样一种观点:健康是每个人自己的事,不能完全依赖国家和社会;在基本解决温饱之后,“花钱买健康”是非常自然的事;花钱吃药,不如在体育锻炼上投资。
  第三、随着认识上的转变,带来了群众体育运行机制方面的两个明显变化:制度化和市场化。在过去群众体育活动的组织中,我们所依靠的主要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这是与过去社会结构中的行政为主的体制相适应的。现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我国社会结构正在向法人结构转变。在这种新的社会结构中,行政对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直接控制力相应减弱,转而更多地依靠法律、制度和市场的力量。在这种大背景下,群众体育必须、也必然发生相应的转变。因此,《计划纲要》提出要在本世纪末。“初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生活化、普遍化、社会化、科学化、产业化的全民健身体制;初步建立国家调控、依托社会、服务群众、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全民健身管理体制和良性循环的运行机制。”这里明确提出了群众体育要“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目标。而“建立国民体质监测系统、工作保障系统和服务支持系统”,则明确提出了群众体育要逐步实现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目标。
  第四、在组织实施方面,增加了社区体育的内容。在我国城镇建设中,社区正在成为新的重要功能单位,直接影响着群众的生活质量和休闲生活。社区服务的意义和作用日益突出。社区体育是社区服务的重要内容。搞好社区体育不但是搞好全民健身的重要一环,而且对于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建设健康、积极的闲暇生活方式,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都具有极为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1996年02期


注释:
 ①潘志琛,王凯珍•中日近现代学校体育思想发展及其比较,北京,中国学校体育,94(6):55-58
 ②浅田隆夫•社会变迁中学校体育之发展方向,社会变迁与体育发展,台北,台湾文景出版社,88:7-19
 ③LAOOC,Olympic Retrospective the Games of Los Angeles,LAOOC 1985,p.203
 ④R.B.Hollard,J.J.Lengerman:"A simplemethod to assess exercise behavior and health promotionprogroms:Survey finding from Fortune 500 company,Soc-Sci-Med,1988;26(5):491-501
 ⑤Corroll,Victor A."Employee Fitness Programmes:An Expanding Concept",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Education 23(1);35-44,1980
 ⑥李元富•工作场所中健康体能活动之推展,台北,国民体育季刊,22(2),1993.
 ⑦国家体委政策研究室编•体育运动文件选编 1949-1981,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2.

            (一九九五年六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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